一四○五從太倉到古里
 
無論從東方抑或西方角度，在看待中國時總不免同時存在兩個矛盾視野：首先，多數人難免不由自主地受到其漫長（且似乎多數正面）歷史所吸引，很自然地從巍峨壯麗的帝國想像來描繪其曾經存在擁有之榮光與成就。不過，倘使將目光拉近一些，聚焦於十九世紀迄今發展，所有可用之負面描繪則紛至沓來，諸如愚昧、保守、自我封閉、專制獨斷、反動……等形容詞不啻蔚為主流。問題是，即便前述形象反差確為不爭現實，其中之歷史「轉折」究竟何時發生？又因何脈絡發生呢？
 
獨一無二的旅程
 
近代「大變局」之遙遠序曲 一八七二年，鴉片戰爭結束三十年後，堪稱除了慈禧太后外，晚清政壇最具實權者的李鴻章曾對彼時國際情勢及中國自身相對地位有過如下分析：「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從一八四○年代清朝末年，乃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長達百餘年，中國所面臨之外部挑戰、發展頓挫與艱困處境看來，以「大變局」一詞來描述並不誇張，事實上，這幾乎也是當時從官方到民間絕大多數菁英的共識所在。
 
問題是：變局起源為何？我們又該從甚麼時候開始觀察呢？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看似明顯，相信也有高度共識，亦即歐洲自十五至十六世紀起推動海外探險、殖民與貿易擴張，於是逐步帶來一股「全球化」壓力所致。正因如此，相較於傳統上將鴉片戰爭視為某種標誌性歷史起點，既然歐洲勢力早在十六世紀末便開始與所謂「東亞－中國」體系有所接觸交流，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書中便傾向以「現代」意象做為分界準據，將敘述起點往前追溯設定在一六○○年，從而讓晚明時期成為詮釋前述「大變局」時另一個同樣具觀察意義之遙遠起點。
 
基本上，個人同意史景遷的概念，畢竟只有拉開時間縱深，纔有機會一窺歷史全貌。只是這種看法或許還不夠，除了從「始作俑者」的歐洲角度切入，從中國這一邊又該怎麼看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