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肯定孔恩的《結構》廣為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所熟知，且多少從之受益的前提下，STS早期的SSK，它與孔恩的思想與文字傳承關係，是相對稀薄的。本章第二節還會特別以討論許多「STS史話」的案例與證據，延續這個問題。但雖然稀薄，卻受到執意的渲染，在一些孔恩論敵的文字中也很明顯，如符勒、John Zammito（約翰．扎米托）等人，在符勒Thomas Kuhn一書中，他大力抨擊英國愛丁堡的SSK傳統是如何地被「孔恩化」（Kuhnification）了，所以SSK乃至後來的STS，也變成一種冷戰下的常態科學，只能作為學院象牙塔中無能的蛋頭，卻沒有知識分子的基進性格與社會實踐。但是，符勒這種熟悉的、「後冷戰」式的批評，要麼顯示符勒對STS的歷史所知甚少，要麼就只能顯示符勒的批判激情已經完全過了頭，所以他對80年代後期、90年代STS的社會關切視而不見。因為符勒的大書出版於2000年，除了本書第一章已經對之多有批評外，我們下面也可看看STS在2000年之前的社會關切與論述，至於911之後更引起了由Bijker（2003）帶頭提倡STS公共知識分子理想的投入，這裡就暫且不表。
 
其實，在70到90年代的STS健將群中，許多人在環境主義、女性主義、公民科學、常民或民間的知識論、社會批判、軍火科技批判、富批判意識的科學史研究、乃至一些社會主義論述中，都常有STS或STS加科技史的研究出現。我們只要想想如巴恩斯、拜克、Adele Clarke（阿黛爾．克拉克）、Ruth Cowan（露絲．柯望）、Steven Epstein（史蒂文．愛普斯坦）、Donna Haraway（哈蒻葳）、Sandra Harding（珊卓．哈定）、David Hess（海斯）、Sheila Jasanoff（希拉．傑森諾芙）、Evelyn Keller（伊芙琳．凱勒）、麥肯志、皮克林、夏佛、謝平、Langdon Winner（蘭登．溫納）、偉恩等等STS健將的著作，就可以瞭解。甚至，我們只要再想想，Collins & Evans（2002）引起爭議的重要論文“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裡面的基本爭議之一，就是在作者們所劃定的第二波（從1970年代到21世紀初）：那個常常質疑科技知識與專家的權威、同時努力發掘與鼓吹公民觀點正當性的STS傳統，但卻有點民粹主義過了頭、忘了科技知識仍有其實質正當性的第二波科技研究，是否是真如兩位作者所說的那樣？但是Collins & Evans這種與第二波的劃界，進而提出第三波的企圖，不正也是反過來證明了STS在80年代後的傳統，根本不是符勒所渲染的那種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