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黨爭的本質是「意見重於身分」
 
藉由抬高士人地位，將武人相對貶抑下去，解決了過去軍權威脅皇權、地方威脅中央的嚴重問題，也就是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和士人的合作共治基礎上。由此建立了種種祖宗家法來保障士人，不可以侮辱士人、不可以殺言官等等，視為王朝的政治原則，節制了皇權。如此一來，在北宋刺激出高度的士氣，作為一個集團，士人們真的相信，既自豪又帶有責任感地相信，天下是由皇帝和士人共治的。
 
近世前期與近世後期在這方面有著最大的差異。明朝之後，士人的地位逐漸淪喪，以至於雖然表面的角色維持著，社會上也沒有出現其他集團或其他階級來侵蝕、搶奪士人的權力，但實質上士人和皇帝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一種是權力上的距離，另一種是關係上的距離，而兩者又互為表裡。
 
明太祖因「胡惟庸案」而廢宰相，只是其中一項因素。出現「廷杖」的懲罰，也是其中一項因素。「以八股取士」，將讀書徹底技術化，窒息了士人的思想發展，也是其中一項因素。眾多因素累積，彼此加強，到了明神宗萬曆朝，惡化到出現皇帝二十餘年不見朝臣的荒唐局面。試問，絕大部分士人，即使任職高官，都從來不曾見著皇帝，要如何「與皇帝共治天下」？甚至要如何維持「與皇帝共治天下」的信念？
 
從歷史上看，唐朝有黨爭，宋朝也有黨爭，然而一旦了解宋朝獨特的「士人與皇帝共治天下」政治背景，我們就不能想當然耳地將兩朝的黨爭混為一談。唐朝黨爭分黨分派的原則是「身分重於意見」，牛黨和李黨的成員身分背景很不一樣，但相對地，彼此政見立場並沒有很明顯的差別。黨爭過程中不太會看到有人因為信念的改變，而從這個黨跳到那個黨去。黨的屬性很難改變，因為身分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