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摘錄）
 
一、從有所為到有所不為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名士一詞的發生，雖早魏晉時，然使所謂名士這一類人在生活意識及行為態度方面具有特殊的意味，確不能不說是魏晉時的事。普通說到魏晉名士，大抵總忘不了他們的清談、飮酒及喫藥，然而我認為行為態度上所表現的狂與癡，更足以代表魏晉名士精神的特徵，而飮酒，僅可視為狂態之一。江左名士王孝伯說：
 
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
 
現在先分析熟讀〈離騷〉即可為名士的旨意。屈原〈離騷〉所表現的是怎樣的一種人格或人生觀呢？章學誠說：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文史通義‧質性》）
 
這話極中肯，魏晉名士的真精神，確如孔子所謂的狂狷，因為當時士大夫受特殊的現實環境所迫，有濟世之志似屈原一類的人不得不捨棄進取，而以「不屑不潔」之狷介行為以免於隨波逐流；在人生宗旨方面，除有所不為之外，尚欲保存莊周那樣的進取之狂態，而求有所為於「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由。或說這般名士是無所掛搭的（見牟宗三著《魏晉玄學》二〈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我卻不敢苟同，因為排除其有所為的人生宗旨，而斷然視有所不為是一種無目的的行為方式，則所謂名士自然無所掛搭，且亦無涉於狂狷，而僅可稱為「天地之逸氣，人間之棄才」（牟先生語）了。如視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是同一目的下的兩種方式，則名士便是狂狷之士，他表現人格上及生活態度上的現象，也自有其真實意義與目的。正如范蔚宗所云：「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後漢書‧獨行傳序》）魏晉名士的狂狷，便是在有所為和有所不為、進取和不取這兩方面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