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典型：克雷夫特異常冷靜、精於計算，巴士坦曼提粗魯又笨拙。在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犯罪手法與不同的受害人背後，假如你窺視得到他們的心智，你覺得你會看到什麼？殺人犯的大腦掃描會像什麼？跟你我的相同嗎？若是不同，什麼地方不同？克雷夫特的大腦，真的會跟巴士坦曼提很不一樣嗎？我們之中的任何人──應該從來都沒有殺過人──又怎麼才會有那樣的圖像？
 
不久以前，這種問題就已經是很多電影的材料了。在電影《沉默的羔羊》（SilenceoftheLambs）中，連續殺人犯漢尼拔（HannibalLecter）斥責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史特林（ClariceStarling），竟然試圖用紙筆問卷來分析他；他認為，那是個「笨拙無用的小玩意」。但是，今天的大腦造影技術已經給了我們檢視暴力生理結構相當鋒利的工具了，提供我們視覺的證據，讓我們看到這些殺人犯的大腦哪裡不對勁；不但提供了未來研究的基礎，還提出了什麼叫自由意志、罪與罰的衡量等等令人深思的重要問題。
 
但是在進入複雜的支流之前，且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犯罪心智的科學證據；如今的我們，已經可以研究他們的大腦功能來檢驗犯罪事實。
 
謀殺犯的大腦影像
 
在了解大腦上，我們走了很長遠的路。亞里斯多德以為大腦只是使血液涼下來的散熱器，笛卡兒認為它是使心智能夠和肉體溝通的天線，顱相學者高爾認為大腦凸起來的地方代表著這個人的人格；現在，我們知道這三磅重的灰質是我們所有行為──看、聽、摸、動、說、嚐、感覺、思考，當然還有閱讀──背後的原因。如果所有的動作和行為都來自大腦，為什麼暴力行為不是？為什麼殺人行為不是？
 
在一九九四年以前，不只我沒有做過殺人犯的大腦影像研究，其他人也都沒有。由於徵召受刑人來做實驗手續很繁複，所以沒人研究罪犯的腦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不過，我之所以會在一九八七年從英國移民到美國加州，除了加州天氣好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有很多殺人犯可以供我做研究。我的研究夥伴布契邦（MonteBuchsbaum）在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C.Irvine）任教，離我所在的南加大不遠，他負責找受試者，我負責掃描大腦。受刑人的來源是透過被告律師的轉介，因為加州有死刑，除非能找到減輕罪行的理由──比如大腦功能失調，他們的當事人可能會被處死。經由此一管道，我們逐漸累積了像樣的研究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