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抵抗的人生——民眾集體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摘錄）
 
第一節：「原體驗」的形成
 
劉進慶誕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兩天的台灣雲林斗六。從事碾米、肥料以及木炭生意的父親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富商。「人生有所謂的『命運』，有人說『運』可以變，那麼『命』就不可能變了。說到自己誕生的時代和地方，那是二十世紀30年代『戰亂的星空』下一個叫做『台灣』的殖民地社會，我是作為一個殖民地人而出生。這個人生被賦予的條件的確是要變也無法變，這也是作為『被支配者』的我的『命』。但是，以個人來說，我是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一點也沒有『被支配者』的陰影」。此外，「我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我是有八男五女的十三個兄弟姊妹的第六個男孩。母親是作為四個異母兄弟的繼母，一生在盡力維持多達三、四十人的龐大家族的和氣，是一個有大氣度且心地善良的女性。我們兄弟個個都有高學歷，是一個極為圓滿的家庭」。
 
在殖民地條件下，「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支配語言，就不能有豐裕的生活」。但劉家的狀況剛好相反。雖然上學時必須使用日語而形成雙語狀態，但「我的家庭內部使用中國的閩南語」。雖然醫生和教師之類家庭往往為了子女的求學而使用日語，劉進慶的家庭卻因為不能說日語的母親而完全使用民族語言，母親成為民族立場的原點。然而殖民地的語言環境終究不允許劉進慶在單一語言的環境中成長。直到1960年代初期赴日求學，他才首次意識到什麼是「用單一語言會話」。
 
家庭的富裕讓劉進慶一定程度上克服殖民地下「被支配者的陰影」，但終究無法克服殖民地對被殖民者的歧視。比方劉家住在斗六的市街中心，即郡役所附近，周邊環境優美，有河、有橋、有公園，同時也有一間自日本殖民之初就搬來台灣的第二代日本人所開和服店。雖然兩家在日本戰敗為止的五十年間都是鄰居，卻毫無往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日本孩子念的也是不接受台灣人子弟的小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