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版權」在東亞的奇妙旅程
 
一八九九年春，福建地方文人林紓接到上海維新報人汪康年（一八六○—九一一）提出的奇怪請求，事涉林紓翻譯自小仲馬（Alexandre Dumas）《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此書是他不久前跟友人王壽昌（一八六四—一九二六）合譯完成的，原只是為了打發漫漫冬日的消遣，卻在林王兩人的好友魏瀚（一八五○—一九二九）於福州以雕版刊行後，成為掀起熱潮的暢銷書。汪康年看好此書的潛在商機，熱切表示願意支付優渥酬金，請林紓同意讓他在上海重版此書。這大概是中國史上最早符合現代意義的版權交易之一。
 
雖然林紓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身價最高的西方小說翻譯家，但他在一八九九年婉拒了汪康年提出的條件。他透過共同友人轉告汪，他們翻譯小說不過是自娛娛人，並非為了盈利，因此無意收下這筆錢。他還認為真正有資格「出售」《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權利的人不是他，而是出資促成雕版刊刻的魏瀚。汪康年向魏瀚接洽，魏瀚最終同意「出售」此書，不過他和林紓一樣無意從中獲利，只向汪康年索價木刻雕版的成本費用。儘管知道汪康年打算用西式活字印刷重版此書，魏瀚仍堅持把整套木刻雕版送到上海，以完成這筆交易。
 
時值中國文化經濟發展的轉捩點。這起事件提供一個獨特的觀察點，讓我們看到，當版權以「西方」概念之姿傳入中國，如何在形塑中國新的知識所有權觀念的同時，也受其原有書籍所有權觀念的影響。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重大的思想轉向，以及清政府的變法改革，使市場上對西學和西方文學作品的需求突然增加。空前巨量的外國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同時，數百甚至數千個新詞彙也應運而生。這些譯介自外國的思想、實踐、制度與事物，往往被視為「新穎」、「文明」、「進步」的體現，值得中國努力效法。而「版權」（copyright）的概念，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