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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在美國德州大學做完四年美國病理專科醫師訓練,並考取美國病理專科醫師執照,同年10月1日,帶著台大醫學院病理研究所副教授及美國病理專科醫師的光環,到馬偕醫院的檢驗科(臨床病理)報到,我很快發現並不能在馬偕醫院同時也做熟悉的(之前在台大病理研究所做了16年)的組織病理(解剖病理),而在檢驗科只能做血庫。因為當時血庫(immunohematology, 免疫血液學)是一個新的學門,許多人並不是很了解,而我在美國四年的訓練主要在血庫,於是我勉強接受這個工作。和大部分的醫院一樣,當時血庫只有兩三坪大,有一台冰箱、一個離心機、一張桌子和一位醫檢師,害得我台大的同事看到這個情形就說:「妳在這裡做什麼血庫?」
投身血液政策與血型研究
我每天上班,只是看到醫檢師忙著抽血牛(有價供血者)的血,當時捐血量非常少,所以只能提供給醫院一小部分的病人使用。我試著教醫檢師最基本的交叉實驗,從教她如何搖試管,如何看結果開始。我同時也發現,台灣有關血型的資料,除了ABO、Rh 以外,好像只有一點點MN 血型的資料而已,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當時全台為盛行的高B 型肝炎帶原率所不安,我一有空就往衛生署跑,因為我受到高醫時代的老師許子秋衛生署長邀請,參與制定國家的血液政策 [ 國家的血液政策,見附件1 ]。台灣的捐血輸血在1980 年代初期都很混亂,於是我偕同台灣輸血學會會員孫建峰、李正華和美國的高源祥等醫師,衛生署的長官葉金川、蔡素玲及助理石美春等,做了全台捐血機構及醫院輸血單位(血庫)的評鑑及督導,再根據評鑑的結果,擬定制度及規範。所以從1984到1992年,在八年之中,把台灣的捐輸血制度建立起來。
在1992 年,台灣的捐血量足夠提供全台醫院所需要的用血,有價供血(血牛)從此消失。1992年台灣變成一個沒有血液買賣的國家,在短短八年,把買賣血液的國家變成捐血的國家,應該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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