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我外曾祖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那張報紙是他到鎮上賣魚時撿到的，既是為這個孩子保留的出生禮，也是一種象徵希望孩子有一天能脫農入仕的期許。它一直被我外公摺成方巾大小，然後用兩層粗布包裹起來，放在一個當時還很罕見的鐵盒子裡。他甚至曾到鎮上請了識字的先生，把那張報紙上的新聞讀給他聽，他因此對他出生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瞭如指掌。據我母親說她第一次看見那張「脆脆，黃黝黝」的報紙時，外公指著右下角刊載的一則小小的，對他而言卻極其重要的新聞，標題寫著「自轉車轉去了」，報導的是台南名醫顏振聲當時騎著自轉車出診，一到便急急進入患者家中，患者認為車子停外邊不妥，於是叫喚僮僕把車牽進房子裡時，居然就已經被人騎走，「如黃鶴不知飛何處去」。研究日治時代庶民史的人或許會知道，彼時一台自轉車就像一部賓士車，不，就像一棟樓房，被偷的話是能被登到報紙上的要緊事。而這個竊盜新聞讓我外公一生如斯感慨：「我出世彼一年，竟然已經有人有鐵馬予人偷提（thau-thėh），真正使人欣羨（him-siān）。」我外公死於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的那一年，彼時他正當壯年⋯⋯原因也是一輛失竊的自轉車，只是那依然不是他的，因為他一生並未擁有任何一輛自轉車，他沒能完成自己的立志就死去。而我外婆所生的九個小孩都是在小鎮的產婆幫助下接生的，每一個都長大了⋯⋯這對清貧又失去男家長的農民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幸。
 
當然，如果你跟我母親聊得夠久，她就會跟你講起我家族裡第三輛被偷的鐵馬，與我五姐的故事。這輛鐵馬就真屬於我父親的了，那也是他的第一輛鐵馬，品牌不詳，型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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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個「做西裝」的，後來還兼賣牛仔褲。我媽說「做西裝」比較適合我父親的性格，因為他是一個「啞口」（é-káu），只要拿起剪刀、版紙、針線，他可以整天什麼話也不說，我們就只聽到剪刀嘩嘩嘩像流水一樣滑過布面的聲音，或者是針車像採礦台車走在軌道上的聲音。我母親則被訓練成車布邊的女工，她的美麗眼睛因為長時間注視著同一個定點，而總是像在眠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