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線

作者後記

　　自1940年至1945年間，德國為彌補戰爭喪生的人口，在被佔領區進行大規模的外國兒童「日耳曼化」計畫。此項計畫由黨衛軍指揮官海因里希．希姆萊下令執行，在波蘭、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有超過二十萬名兒童被偷，其中學齡兒童被送往特殊中心接受「亞利安」教育，讓他們相信自己是亞利安人，而較年幼的兒童，包括數量龐大的嬰兒，則先送往「生命之源」（Lebensborn），再交由德國家庭扶養。戰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與其他流亡人士救援機構共協助四萬名兒童找到出生家庭。

作者談《斷線》（澳洲theage.com.au採訪報導，摘錄）

　　《斷線》一書是由同一個家族四代中，四個六歲的小孩來敘述，包括在加州的索爾（2004）、在以色列的杭達（1982）、在加拿大的莎荻（1962）以及在德國的克莉斯汀娜（1944）。休絲頓指出，所有這四個孩子都接觸過第二外國語，都移居到另一個國家，都曾有自我身份認同（輕微或完全）混亂的經驗。

　　休斯頓對她這四位主角的經歷非常能感同身受：「六歲是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你在六歲時還是很天真很純粹。你已經知道也瞭解了許多事，但還沒有產生慣性。上了學就會讓你變得墨守成規。」

　　當她六歲的時候，她的母親離家出走。休絲頓為她的母親辯護說：「在1959年，她這樣做是非常女性主義者的舉動，因為當時還不時興去追尋自己想要的人生。我完全尊重她的理由，那一定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而且也會伴隨著她一輩子。」不過她承認說：「不管她的理由為何，母親離家總是會帶來某種毀滅。」

休絲頓是由父親與繼母撫養長大，在六歲時曾到德國住了幾個月。

　　「我對那段時間記憶非常深刻：我學習另一種語言，變成了另一個人。對我而言，我可以很輕易地透過六歲的眼睛來傳達情感。」
她繼母的父親曾待過德國的國防軍，還被期許加入納粹。

　　「我從繼母那裡感受到的是，她無法把自己的父親視為一個邪惡的傢伙。她在1935年出生，她經歷過十分恐怖的戰爭時期，所以她怎麼可能會對那麼小的時候發生的事懷有罪惡感呢？」
《斷線》中一直循環的一個主題就是在二戰時期在德國「失竊的孩子」的故事。

　　1940-1945年間，超過二十萬名小孩被納粹從佔領區的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國家帶走，以彌補德國在戰爭時的人力損失。襁褓中的孩子先被送到納粹惡名昭彰的養育場——「生命之源」，然後再送到德國家庭扶養。

　　休絲頓很驚訝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她自己也是在幾年前讀了Gitta Sereny的書才得知。這些孩子當中，有很多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偷來的，到了戰爭結束後，有些被送回原生家庭，但對這些孩子而言，家人根本就跟說著外國話的陌生人沒兩樣。有些孩子則是被送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家庭撫養。

　　「那真會讓人於心不忍，當你想到這些孩子所經歷的事，所聽到的事——『從現在起，你的名字、宗教、國籍是這個那個……』」

　　當她想到要寫關於這樣的衝突，就是從一個文化被丟進另一個文化的內在衝突，休絲頓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條件，因為她曾經歷過的，可說是「飽經滄桑」。
「這讓我很懷疑每個人是否都真的知道自己是誰，還有為什麼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