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越

序　寫作如修行，小說即緣法　王德威

度越

後記　活著，就是為認識自己

序

寫作如修行，小說即緣法／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與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施叔青十七歲開始創作，一九六五年在《現代文學》發表短篇〈壁虎〉一鳴驚人。在那個短篇裡，年輕的女作家描寫陰森的家族，蟄伏的欲望，幽微的女性情事，糾結婉轉，而以牆上一隻壁虎的「虎」視眈眈總結那無以名狀的、詭異的氛圍。隨著〈壁虎〉這樣文字的竄動，施叔青寫出〈約伯的後裔〉、〈倒放的天梯〉等作，成為台灣現代主義的女祭司。

　　一晃五十年過去，施叔青依然寫作不輟。這些年裡她輾轉香港、紐約、台北，寫過香港的盛世繁華，也寫過台灣的歷史起伏，筆鋒所及，既有寫實主義的銳利觀察，也有現代主義的實驗風采。而她對女性人物的刻畫，以及藉女性所發揮的種種隱喻，早已贏得好評。當年與她同時崛起的作家不是早已偃旗息鼓，就是改弦更張。施叔青創作的能量因此特別值得注意；尤其近年她潛心修佛，境界與以往更有不同。

　　在新作《度越》裡，施叔青處理了一則宗教故事。主人翁依然是位女性，因為紓解情事糾纏來到古城南京，從事六朝佛教藝術研究。與這一當代故事平行的是則中古的故事。「寫經生」朱濟出身寒門，輾轉剃度，法名寂生。寂生原本清淨的修行因為偶遇一位出逃的歌妓嫣紅而起了波瀾；與此同時，他來到建康—今天的南京—學道弘法，卻為當日江南士子的文采風流而目眩神迷。寂生和嫣紅將何去何從？同樣的，一千五百年後的女主人翁將何去何從？

　　在最淺白的意義層次上，施叔青寫出一則宗教輪迴寓言，並由此反省凡夫俗子的痴、嗔、貪、怨，此生彼滅，綿綿無有盡時。欲望的挑逗，聲色的誘惑，還有潛伏在其後的歷史惘惘的威脅，猶如羅網般籠罩你我的前世今生。如何需求解脫，端在一念之間。但這一念的轉折卻是何其艱難！故事中的人物輾轉各種色相考驗，看似山窮水盡的困境可能帶來靈犀一點的啓悟，但眼前的大徹大悟又何嘗不暗含另一層無明的種子。小說中的寂生追求闃寂，卻禁不住偶然而生的誘惑，反倒是浮華世故的嫣紅在眼前無路之際，放下一切，皤然皈依。緣起與緣滅是這樣流轉無常，修行無非不斷打破我執，度越「有」、「無」的功課。

　　然而施叔青也有意藉著這個故事反省自己多年創作的心路歷程。熟悉施叔青以往作品的讀者應該會發現《度越》的敘事變得簡約素靜。不論《香港三部曲》、《台灣三部曲》，施的寫作一向以豐瞻繁複為能事，而經營筆下人、情、與物的糾纏務求引人入勝。《度越》的情節仍然複雜，如果沿用以往的策略，不難寫出個動人的故事。但施叔青顯然背道而馳。簡短的章節、直白的宗教典故、意象化的人物，無不淡化小說家原所擅長的穠麗風格。返璞歸真，彷彿她終於理解寫作之道就是個方便法門，何需踵事增華？

　　細心讀者當然看出施叔青掙扎的痕跡。她的嫣紅曾經如此活色生香，不妨就是《香港三部曲》女主人翁黃得雲的前身，而她對六朝佛教典故的考證記錄也依然帶有羅列鉅細的意圖。但唯其如此，反而顯示作家和筆下人物參詳、演義佛法的艱難。未必完整的結構、人物、猶帶填充的情節縫隙，徘徊今古的時間轉折，在在暗示著本書旨在喚起讀者的慧心，如響斯應，方底於成。

　　《度越》還有更深一層意義：施叔青的故事引導我們想像宗教、歷史和（文學）書寫的關係。佛教於東漢傳到中國，大盛於魏晉南北朝。佛教教義不僅改變了秦漢以前中國思想的脈絡，並且深入民間文化，帶來深遠影響。施刻意描寫東晉以後建康佛教大興，糅合玄學清談、以及傳統儒家思想所衍生的奇異現象。她也注意南北朝佛教傳布和五胡亂華、導致大規模的民族遷徙的密切關係。亂世裡避居江左的高門巨族面對文明劫毀，儼然從佛教找到安頓—或逃避—現實的方法。但佛法精深，難以一蹴而成。如何正本清源，重溯真如，是小說人物最後的悲願。

　　而書寫如何展示度越的功能，恰恰成為癥結之一。歷史的迷津，生命的困惑，千言萬語難以道盡。翻譯、傳抄、詮釋佛經要義，如何能傳達三昧，表達信仰的真諦？於是有了朱世行、法顯、玄奘西域取經的壯舉。寂生出家前就是抄寫經文為生，歷經出家、雲遊、邂逅的重重考驗，終於了解自己的局限，有了取經的願景。而千百年後的小說家又如何承襲這條曲折艱難的途徑，以虛構的文字尋求那不著文字的真理？以往的施叔青調動她的生花妙筆，力求再現「她的」香港，「她的」台灣。驀然回首，她似乎了解寫作猶如修行，只是銘記那佛法的無從銘記性，鍛煉文字借此喻彼的空性與自性。

　　二○一一年，施叔青完成了《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三世人》，宣布封筆。哪裡知道結束就是開始。在聖嚴法師的點化下，她踏上了創作的新路。這條路，如她自述，走得辛苦，也未必功德圓滿。然而做為一位學佛者，做為一位專志的作家，施叔青必定理解《雜阿含經》的教訓：「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從少女時期的〈壁虎〉寫到《度越》，施叔青創造了無數人物、情節、世界，從情天欲海寫到了大悲憫、大虛空。她從而理解小說也就是緣法。從寫作中，施叔青見證枯木開花，五蘊度越，一切法得成。

後記

活著，就是為認識自己

　　1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住在香港，由於愛玩樂的天性使然，我在那個物質文明發展到極致的城市，享受著吃盡穿絕的生活方式，全身名牌披掛流連於香檳宴會嘆世界，日子過得有聲有色。身為小說作家的我，對自己自信又自負，總以為手中握著一支筆，命運、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六四」槍聲一響，改變了耽於逸樂的我。整整有半年時間，我無法使自己安靜下來，人在憤怒與傷慟中煎熬。那個時候，東西方各種信仰不同的宗教師都到香港來，為療傷止痛撫慰港人受傷的心，我依附了印度教的女上師，到中環一處可供唱誦、冥想，洗滌心靈的幽寂暗室，盤腿坐下學習靜坐，試著把心安定下來，轉向內在性靈的追求。

　　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大翻轉。

　　為了不願「九七」香港回歸主權，在中共統治下過日子，一九九四年我離開一住十七年的香港，搬回生養我的台灣。原本以為幾年的靜坐，優遊於內在空間，減低了世俗的欲望，得以抱著無所求的心情回到台北定居，沒想到卻是困難重重。

　　隨著時間的變遷，想要在人事已非的家鄉重新適應，尋找自己的位置，覓得安頓身心的所在，需要何其大的心力。加上獨生女遠去空巢的寂寞，令我終日惶然，不知如何自處。

　　就在為自覺是個家鄉裡的外鄉人而苦惱時，我參加法鼓山農禪寺聖嚴法師主持的「菁英禪三」，三天禪修在雨中度過，蒙塵的心有如經過一番清洗，最後一晚的感恩拜懺，在引磬聲中伏地下拜，懺悔以往的驕慢狂妄，生出謙虛感恩的心。跪拜中我泣不成聲，決定追隨聖嚴師父學禪。

　　小說創作一直是我生命的中心，我把寫作看得像命一樣重要。人到中年，自覺心靈漸漸變得粗糙遲鈍，很擔心年輕時那種纖細敏銳的感覺會隨著年歲增加離我而去，創作之泉源也隨之乾涸枯竭。

　　我必須尋找一條途徑，緣著它，使我疲憊的心靈得以復甦。我想望經由禪修靜坐把自己沉澱下來，以靜湖般的心來繼續寫作。我不止一次參加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的，分別是七天、十天、十四天的閉關禪修，起早晚睡，禁語默坐，一天坐十支香，蒲團練心，把往外攀緣的心向內收攝。我很羨慕一些禪修道友，跟聖嚴師父打一次禪七，就有脫胎換骨，如死而重生的效甪。

　　我倒也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經驗：

　　二○○一年，我以我的原鄉鹿港為題材，以它象徵清朝時期的台灣，做為台灣三部曲的開篇，由於歷史文獻資料過於龐雜，正為找不到小說的核心結構而煩心，本想放棄已經報名參加的十天默照禪修，留在家中書桌前進行二稿改寫。師父看出我動搖的心思，臨陣逃脫不得，還是去了，心想上山閉關，讓惱子淨空，好好休息一番。

　　進入禪堂前，遵照師父的叮嚀，試著放下一切，先把心中的煩惱、創作所碰到的困擾障礙，通通打包放在禪堂外，再進去認真坐禪。所謂「將色身交與常住，性命付託龍天」。

　　禪坐第七天午後，感覺到禪堂四面牆及屋頂全消失了，處身空曠無垠的大氣之中，身心與依住的空間合而為一，統一成為一個整體。

　　聽到引磬聲，睜開眼睛，禪堂前山坡下，村路過去的樹群彷彿全移到我的眼前，距離那麼近，近到樹上每一片葉子好像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八天下午，我進入多次閉關以來從未經歷過的甚深禪定，一種深沉安寧的狀態持續著，所有的煩惱困擾似乎全都止息，離我而去，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心暫時有著一刻的休歇。

　　突然，有一個細小的聲音在全無預期的情況下，浮現上來，極簡短的一句話，只有幾個字，霎時間解決了糾纏多時無以釐清的小說結構上的問題。那句話有如一根絲線，把散落四處的珍珠瞬間串聯成一串。

　　我找到了小說的主幹。

　　透過禪坐，喚醒了我心靈深處的原氣，觸發內在的能量，挖掘出潛在的智能，使我得以從狹隘的自我限制中掙脫出來。心的沉澱增強了我的理解力，令我超越思考，生出原本沒有的特異能力，受到啟示，在毫無蓄意尋找之下，一瞬間靈光一閃，意外找到了答案。

　　禪修攝心達到一定深度的境地，會爆發出始料不及的靈感，使我的創作之源泉汩汩不絕地流著。

　　「呣，不會開悟，能有靈感。」

　　我把受到啟示的經驗告訴師父，得到這樣的回答。

　　受命寫聖嚴師父傳記《枯木開花》，是我認真學佛的伊始。

　　在這之前，從未寫過傳記，而傳主又是備受人們推崇景仰的一代高僧。動筆之前，先行調理自己的狀態，早晚打坐靜心，臨帖寫書法，描畫觀音佛像，甚至重當老學生，到台大旁聽佛教藝術史課。我有意識地將自己從長期浸淫的文學創作中抽離出來，一心只閱讀與佛教相關的文字。對我來說，佛學畢竟屬於另一種思維語言。

　　我把寫傳當作修行，情緒極少起伏波動，心境也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穩定。雖然長時間地離群索居，也不為寂寞所苦，平生首次體味到佛法的妙用，寫作過程中，有如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攝，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
 
　　2

　　隨佛法師說：

　　「佛法是顛覆自己的經驗，用來革認知的命。」

　　二○○八年，我的生命又有了極大的翻轉。

　　紐約悶熱的盛夏，我在法拉盛一處由善心人士慨然相借的空屋，和幾十位法友擠在水泥地上鋪的塑膠墊子上，聆聽隨佛法師說因緣法。

　　佛法的核心是因緣法。五蘊（色、受、想、行、識）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滅。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互相關聯，這就是緣。

　　因緣在關係當中發生，彼此相互影響而改變，改變的同時因緣會瓦解，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不是固定不變的，所以無常，沒有永恆性，沒有固定的真實和存在者，沒有自我，亦無法被擁有，為我所有。

　　由於無明，我一廂情願地希望一切事物、情感都是恆常不變，必須緊緊抓住才感到安全，這種想望正好與事實顛倒，與佛法相違背。為了對自己的期許，我穿著沉重的鐵鞋，在人生的道路上蹣跚而行，我把寫作比喻為爬山，沒有到達頂峰誓不罷休。創作了那麼多年，自以為還停留在山腳下，但是我總認為憑著毅力戮力而為，或許終有願望達成的一天。

　　一直如此期許自己，一顆心就在憧憬成果的苦海中浮沉，以致心力交瘁，疲憊不堪。

　　康州五天禪修，隨佛師父所教的因緣法，終於使我脫下沉重無比的鐵鞋，踏上真正修行的道路。因緣法令我體悟到文學藝術創作，只停留在感官情緒的轉折，感官受到生理的局限，受五蘊所限制，再怎麼創造也跳不出這框框。

　　完成了台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三世人》，在新書發表會上我當眾宣布就此封筆，決定把剩下來有限的歲月用來修行。回想我這一生，文學創作找到了我，從還是少不更事的慘綠少女時，就已經把寫作當作一生的志業，十七歲發表第一篇小說，至今白髮蒼蒼，一路走來，無不是為了對自我的挑戰。專心一志的筆耕，忽略了對生命本身的認知。

　　小說在寫我，寫小說的我，我疑心也許並不是真正的我。那麼，我是什麼？

　　隨佛師父以他的慧眼看出我假借自我完成為名，汲汲營營，不肯放下。凡事用力過猛的我，需要來個大休息，好好放鬆，開放擴大心念，由外往內，觀照自己的心，張開心中的眼睛，面對內心深處，感受內在的生命韻律，以期發現生命之流的原貌。

　　把時間留給生命本身，活著就是要認識自己。他說。

　　隨佛師父要我什麼都不做，好好休息兩年。遺憾的是我難以遵照。休息一段時間後，寫作的欲望又蠢蠢欲動，我有意對這些年的修行做一個總結，以自身學佛經驗為原型，將修行心得融合中國佛教歷史，以小說形式來表現。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東晉六朝開始興盛，《世說新語》所敘述的佛教高僧周旋於清談名士之間，既談般若，又談老莊令我十分嚮往。佛法與玄學會通，依附和吸收道家的思想來發展自己，開啟了佛教中國化的新紀元，建康（南京）正是當時最大的譯經中心。

　　東晉佛教中國化這一段歷史，引發我的好奇與興趣。

　　我安排這部小說的故事主要發生在兩晉，時間始於五胡亂華晉室南渡，北方的洛陽，東晉建都的建康是為發展情節的兩個主要舞台。

　　二○一三年暮春，我去了南京，踏查東晉建康的遺跡。

　　上世紀八○年代，初次造訪這十朝故都，印象最深刻的是田野鄉間，矗立的那一座座巨型的石雕，這些鎮守皇陵為亡魂辟邪求福的天祿麒麟靈獸，頂著藍天白雲，一千多年來依然威武挺立，它們姿態靈異生動，又不失雄偉，六朝藝匠憑著豐富的想像力，所創造的石雕，在中國藝術史上大放異彩。

　　我想再次向那些屹立於荒煙蔓草中的鎮墓靈獸致敬。

　　經由南京人錢南秀教授引見，我拜見南京大學考古系賀教授，他主導南京考古出土的東晉瓦當，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促使我起了改動小說初稿念頭。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覺得雖然我對《世說新語》中的人與事件讚嘆嚮往，然而，既然寫這本小說的初衷，主要為闡述二十年學佛修行的心得，我似乎不能只迷戀於遠古的歷史人物，而應該將時代拉近，貼近現代社會來寫，或許可引起當今佛教信徒的共鳴。

　　我於是運用佛教的輪迴轉世之說，創作了另一組現代的男女，以「我」做為敘述者，台灣某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沉陷於情欲渴愛，被男友拋棄後，為了逃離療傷，到南京做田野踏查，以出土的蓮花紋瓦當探討東晉建康佛教的宣揚。

　　以欣賞洛陽牡丹為名，二○一四年暮春，我有了洛陽之行。果然不出所料，對我的小說沒有多少啟發，倒是雲台山之美令我難忘。
 
　　3

　　花了三年的時間，這本小說前後三次易稿。原以為修行了這麼些年，對這個題材應該可勝任，寫出不至於令自己太過失望的作品，沒想到這種想望還是落空了。我為沒能突破，修行境界更上一層而煩惱洩氣，怨怪自己程度太差，靈性上無法超越，我又故態復萌，犯了對自己過度期待，苛求過甚的毛病。

　　我執著於完美，把它變成我的理想和目標，隨佛師父指出我為追求完美而讓自己活在一個不真實的想法裡。

　　得失心是壓力的來源。

　　「人間沒有完美，最美的事情是恰到好處的缺陷。追求完美會讓我們痛苦，生活的重點是遠離痛苦。」

　　隨佛師父說：

　　「風在哪裡，浪就在那裡，期待在哪裡，煩惱就在那裡。」

　　他的一句「智慧的極限」驚醒了執迷不悟的我。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勞永逸，面對問題，盡力解決問題，人生只是一個過程，因緣不停轉變，不斷變化，事過境移，現前的一切都是影響中的狀態，無法確定，有所期待，想要擁有，一定會導致煩惱痛苦。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重建自我的認知，去除不切實際的想法和作為，度越迷惘，息止憂苦。

　　我一直觀望所攀登的山脈的峰頂，從來注意不到腳下生長的綠草和花朶。

　　隨佛師父要我們以佛法度越自己的煩惱，將學習到的知見轉化成為自己的智慧。

　　我們的身心素質人格表現是由思維慣性、情感模式和生活型態所塑造，倘若人格沒有改變，師父說在落實修學上也不會有真正的改變。會改變的，大多只是旁枝末節的技術性做法，無法進行內質的轉化，在佛法的實修上，念佛、持戒、禪坐、行善、聞法，只能搭出個修行的架子，還缺少真正重要的內涵。若想要轉變思維慣性、情感反應與人格的模式，產生內在的深化與度越，只靠這些學習是遠遠不夠的，但是絕大多數學人都陷在這個困局裡。

　　修行最需要的是不逃避，直接面對實際生活的種種問題與煩惱，審察當中的緣由與發展，改變轉化思維慣性、情感行為模式、生活型態，以之導向問題與煩惱的消除。隨佛師父說：身心與情感有了改變，生命就會自己找路走。

　　身為女性，我對佛教的女性觀，一直耿耿於懷。經過阿難三次祈請，佛陀終於允許摩訶波闍波提出家，然而，他為女性僧團制定「八敬法」，規定比丘尼必須遵守的法規，其中第八條：

　　比丘尼受具足戒雖至百歲，故當向此受具足戒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

　　百歲比丘尼必須向剛受具足戒的比丘稽首作禮問訊。比丘尼不論戒臘多高，或佛學知識有多淵博，見任何比丘即應迎接禮拜，即使是新受戒的比丘亦然。如此一來，比丘尼的地位永遠低於比丘。

　　佛涅槃後，五百阿羅漢沒有女性，也不見有佛專對女性的教導經說。然而歷史上記載優秀出色的女修行者，除了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外，她的女兒孫陀羅難陀，禪定功夫第一，法與比丘尼被譽為說法第一。

　　反觀中國的比丘尼，梁朝寶唱所撰的《比丘尼傳》盡錄佛門中道信心堅強，膽識超人，願為佛法捨棄生命的比丘尼，她們善於闡述誦念各種經典。小說中我特意創造愛道尼師這個人物，本來也以自己身為女性而難以釋懷，隨著修行功夫增進，體悟到人在了脫生死之前，就是在無窮盡的輪迴中，這一生身為女身，只不過是生生世世中的一世而已，學佛在自性上用功夫，而不在男女形相上起差別。我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