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來自營壘的反思」的意義和評價
——讀陳為人《讓思想衝破牢籠——胡正晚年的超越與局限》

　　作者談到自己的「山西作家人物系列」，在寫了趙樹理和馬烽兩位山藥蛋代表作家以後，還要寫胡正的動因，引述了學者丁東的一個評價：「胡正正是他們這批『山藥蛋派』作家中最有反思精神的一位。他們都是《講話》精神滋潤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家。來自營壘的反思，才更為有力，更為彌足珍貴。這對於梳理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有現象，比寫其他作家更有價值」。

　　在我看來，丁東的這段話，正可以作為我們閱讀和討論本書的一個綱，由此可以引發出三個追問：包括胡正在內的山藥蛋派作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屬於什麼「營壘」？他們為什麼要「反思」，怎樣「反思」，「反思」了什麼？如何評價他們的「反思」？這都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先說「營壘」。這就需要作一番現、當代文學史的歷史回顧。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曾有過「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但在對「由誰來創造、怎樣創造無產階級文學」這個根本問題上，卻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和想像。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的創造社、太陽社認為，只要左翼作家轉變了立場，掌握了「無產階級意識」，就可以創造出無產階級文學。魯迅、郁達夫則對此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在現在這樣的中國社會中，最容易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文學」（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自己來創造」（郁達夫：《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這就必須依靠「政治之力」（魯迅：《文藝的大眾化》），經過根本的社會改造，消滅了等級制度，普及了教育，使不識字的下層人民掌握了文化，「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今天來看，魯迅、郁達夫的這樣的設想，還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本身是有許多問題的，我們這裡不作討論。需要指出的是，從三十年代起，「培養工農作家」就成了左翼文藝運動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到了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據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確實依靠魯迅所說的「政治之力」，在農村和部隊普及教育，開展群眾文化活動，並在這一基礎上，培養出了一批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又受到革命教育的「工農兵作家」，我們今天所說的「山藥蛋派」作家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具有兩大特點：一是革命培養出來的，二是出身農民，有代表農民說話的自覺性，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一代文學新人，而且自然成為「工農兵文學」即「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主力，由此而形成了一個文學「營壘」，是革命營壘的有機組成部分。

　　如果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這樣的一代文學新人自身的兩大特點，就決定了他們的內在矛盾。這集中體現在他們中的領軍人物趙樹理的創作追求，也是他們共同的區別于其他作家的獨特追求上：「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我曾經分析說，這「正是表明了他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一方面，他是一個中國革命者，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要自覺地代表和維護黨的利益，他寫的作品必須『在政治上起（到宣傳黨的主張、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農民的兒子，要自覺地代表與維護農民的利益，他的創作必須滿足農民的要求，『老百姓喜歡看』」（《1948：天地玄黃》）。我以為，正確地理解和把握這樣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是理解趙樹理，以及包括胡正在內的山藥蛋派作家及其創作的關鍵。

　　應該說，這雙重身份、雙重立場，還是有其統一與和諧的方面的。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黨領導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時期，這樣的統一與和諧常常成為主導傾向。因此，當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強調文藝為革命政治服務和為工農兵服務的統一，號召革命文藝家「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強調「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號召作家「長時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學習工農兵」，和工農兵相結合；強調要重視民間群眾文藝，號召文藝家要和「在群眾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志們發生密切聯繫」，創作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等等，都是和這些來自底層社會，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繫的趙樹理們的內心要求相一致的，他們的欣然接受是有內在邏輯的，並非盲從，如研究者所說，「那麼步調一致，那麼自覺自願，那麼勝任愉快，那麼毫不懷疑」，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他們也就因此成了「《講話》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我們應該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而且趙樹理們在創作中對《講話》精神的實踐也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和做法。趙樹理曾經把他的創作經驗歸結為一種「問題」意識。他，或者也包括所有的山藥蛋派作家，他們對中國農村及農民的觀察與表現確實有一個「中心問題」，即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變革中，是否得到真實的利益」，也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否實際地（而不僅僅是理論上）給中國農民帶來好處」。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土地改革中，農民確實在政治、經濟上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放，在思想文化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的歌頌是由衷的，並且是生動活潑的。也就是說，在黨的政策和農民的利益相對一致的基礎上，山藥蛋派的創作取得了一種內在的和諧。這也是他們的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趙樹理、胡正們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或許是更為根本的矛盾和不和諧。這主要是他們是始終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生活在農民中間，並且和農民有感同身受的精神與情感的聯繫，也就必然時時面對革命的陰暗面，對中國農民利益的損害。如趙樹理1948年在河北參加土改時所發現的，儘管一般貧農分得了土地，但主要得到好處的卻是農村幹部，特別是一些「流氓混進了幹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面對這樣的現實，趙樹理內在的農民的立場和黨的立場，就發生了矛盾。他的處理辦法是：一方面，堅持為農民說話，通過小說作了如實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又設置了黨自己糾正錯誤的「大團圓」的結局，以顯示「邪不壓正」。這或許也是反映了當時趙樹理的思想真實：他總是希望，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信，黨能夠糾正錯誤，他無論如何也要維護黨的立場和農民立場的一致性，即所謂「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由此形成了山藥蛋派作家處理其雙重身份、雙重立場矛盾的一個模式，如本書作者所說，一面堅持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原則，使自己的創作顯示了某種批判性的鋒芒；但同時又將「現實悲劇喜劇化」，並用所謂「本質真實論」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來說服自己。但即使是如此煞費苦心地安排了大團圓的結局，趙樹理的《邪不壓正》還是遭到了黨報的嚴厲指責。這樣，趙樹理一面被樹為貫徹《講話》的旗幟，一面又因為背離了《講話》規定的對「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只能「歌頌」不許「暴露」的原則，而受到批判。這其實是預示著趙樹理和山藥蛋派作家以後的命運的。

　　革命勝利以後，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就發生了一些帶根本性的變化。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共產黨自身的變化：革命理想、信念逐漸淡化，而越來越以維護執政地位，即所謂「黨對一切方面的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權力」為追求與目標；另一是黨和農民關係的變化：為了推行以富國強兵為指歸的現代化、工業化發展路線，必須以犧牲農民為代價，而毛澤東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試驗，儘管把農民提得很高，卻給農民帶來無窮的災難。這都是此時仍在農村掛職生活的山藥蛋派作家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如胡正後來反思所說，最初把農民組織起來，以避免兩級分化，多少反映了貧困農民的要求，他們也能接受，因而寫了不少肯定與歌頌的作品；但從強迫組織高級合作社開始，到以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四清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對農民來說，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劫難。面對黨的路線、政策和農民利益的嚴重背離，這些既忠於黨，又視農民為父母的山藥蛋派作家，就陷入了「忠、孝兩難全」的尷尬之中。而建國後利用權力來貫徹《講話》「只准歌頌，不准暴露」的精神，所造成的「真話不能說」的政治、思想、文化環境和氛圍下，他們中的最傑出者趙樹理也只能如研究者所說，堅守「假話我不說」的底線，用曲折的方式，寫出有限的農村生活中的真實，就已經被視為「頂風之作」，而一再受到批判。胡正在以後的反思中，也因此給了趙樹理以極高的評價，說他「忠於現實生活」，「站在人民立場上」，「呼喊出了群眾的呼聲」。他如此評價，是因為深知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堅守的艱難。事實上，許多人都難以做到不說假話，難免要寫跟風之作，就陷入了所謂「黨性和良心」的矛盾。更為嚴峻的，是作家自身的變化。這是無可回避的事實：革命勝利以後，這些當年的老革命都成為權力的掌控者，這就意味著個人利益和黨的執政地位和利益的一種捆綁。這樣的「存在」，就決定了「意識」的微妙變化：如胡正反思時所說，「瞭解農民的願望少了，考慮上面的政策多了」。這一「少」一「多」卻非同小可：這意味著，原先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發生了傾斜：越來越遠離農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向執政黨的利益與要求靠攏。這大概就是一種異化吧。胡正後來反省說，自己某種意義上也是黨的極「左」路線的執行者，這是有內在原因的。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儘管已經向毛澤東主導的黨的極「左」路線靠攏，但依然保留著對農民利益的關注，就不可能和毛澤東主導的黨「保持完全一致」，這在文革中就成了滔天大罪：山藥蛋派的作家無一例外地被打倒了。首當其衝的趙樹理作了拼死的反抗，他的力量來于他自信是代表和維護農民利益的，因此才在批鬥會上戲稱自己是「農民的聖人」。而倖免于難的胡正們卻開始了自己的反思。文革將長期以來認為是不容置疑的毛澤東制定的黨的路線，對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利益的損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暴露無餘，從而引發了根本性的懷疑，反思也就因此而產生。

　　另一方面，正是文革，使每一個人，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反思也是一種新的選擇。於是，就出現了不同的反思：是站在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和利益的立場上反思，還是站在維護底層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反思？面對黨的執政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的尖銳對立，既要黨又要人民的雙重立場是難以堅持到底的，必然要有所選擇，至少要有所傾斜。昔日的革命者終於發生了分化：前者也可以對毛澤東和文革的某些極左的做法提出批評，但卻要堅持毛澤東所建立與維護的一黨專政的體制，這樣的反思是有限的，並且在實質上是和他們有所批評的毛澤東路線，以至文革相通的；而後者則是徹底的，有可能根本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我們說，胡正的反思比較徹底，原因就在於，他自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以底層民眾、農民的要求與利益作為標準，去反思黨，反思歷史與現實，就使自己的思想獲得了真正的解放，並有了全新的認識。

　　作為一個作家，胡正的反思，首先體現在他的創作中，這就是本書特別關注的反思三部曲：《幾度元宵》、《重陽風雨》、《明天清明》，如作者所分析，胡正的新作有兩大新的特點。一是轉而從自己的歷史記憶和生命體驗中去開掘，反思革命本身的問題。這樣的和自己的生命相糾結的革命陰暗面的歷史記憶，在過去的年代是沉睡著的，甚至是被著意遮蔽的；現在重新喚醒，對作家具有雙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使他的歷史反思和自己的生命相關聯，就具有了帶有血肉的深度；另一面，他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也具有了某種體驗現實主義的特色，顯然也是一種深化。更重要的是另一個新特點：這意味著作家「悲劇意識的覺醒」。如本書作者所說，這不僅是和作家已經習慣了的「頌歌」模式的告別，而且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突破，胡正說他的三部曲「離山藥蛋派遠了一些」，這確實是一種深化與超越。

　　也許人們更為重視的，是胡正思想理論上的反思，包括對《講話》的反思，這也是本書論述的重點。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首先發現的是自己所參與的革命身上擺脫不掉的封建主義的印記：「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自由、獨立的一套承接過來，還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接著又痛定思痛地發現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簡化為一個暴力學說」，而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對胡正這樣的老革命來說，這樣的兩大發現，確實是驚心動魄的，要正視它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但對胡正來說，又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他看清楚了，這正是黨領導的革命最終走向最初宗旨的反面，損害了本應是自己的基礎的底層人民、農民的利益的原因所在。當他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經過文革後的反思和改革，卻依然不能從根本上遏制黨的腐敗的趨勢，反而越演越烈？就發出了「誰的政治」的驚天一問：「什麼政治家？他們的這個政治家的考慮呀，不是人民大眾的政治，還是維護他們自己利益這麼一個政治，說得直截了當點：統治者的政治」。這就說到了要害：「革命黨」已經蛻變為「維護自己利益」的「統治者」。看清這一點，胡正的選擇也十分明確：要和「他們這個政治家」決裂，堅守「人民大眾的政治」的立場。這樣，他也就終於擺脫了雙重立場的內在矛盾造成的困境。

　　但胡正還要堅持自己的反思的限度。他一再表示：「我們要承認歷史而不是否定它」，「我是反思，但是不反共」，「我反思我們的體制，並不反對我們的制度」，「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否定」，「我是在四堵牆內的反思，對四項基本原則還是要堅持的」。他還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明天有太多的憧憬和嚮往」，「明天是清明」。他因此提醒本書的作者：不要對自己的反思「引申」過度。

　　應該如何看待胡正，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為自己的反思所設置的這條底線？本書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深刻的思維在恐懼前止步」，構成了一種「局限」，而所謂「引申」則是研究者的「評價與作者原意不符的現象」，這在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我可以部分地同意作者的這一分析，我也認為，胡正最終不能越過「四項基本原則」，確實是一個局限，那一代和中國共產黨休戚與共的老革命黨人，是很難越過「黨的領導」這一條線的。但我又認為，如果把他們堅守反思的限度，簡單地視為「局限」，可能有些簡單化，我們對胡正這一代人的反思，應該有更複雜的分析，更多的理解的同情。

　　胡正對本書作者說了一番很動情的話：「我們這一代人和你們不一樣。我們是在《講話》精神下培養成長起來的作家。從思想感情上說，我們就不可能反對《講話》。這是個感情的問題，更是個立場問題。你們這一代人，年齡比我們小，就不可能對《講話》有我們這樣深的感情」。胡正這裡說到了反思中的「感情」，使我聯想起了魯迅。魯迅也是一個「來自營壘的反思」者，他說過：「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易制強敵的死命」（《寫在《墳》後面》。這些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評價胡正的反思的意義的；不同之處，是魯迅反思的是封建傳統，而胡正們的反思物件是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傳統。魯迅說過，這樣的「來自營壘的反思」的最大特點，是所要反思的物件，是和自己的生命糾纏為一體的，「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狂人日記》）。胡正說他自己不僅是黨的極左路線的受害者，更是執行者，說的也是對歷史的謬誤自身的責任，而且這樣的歷史已經滲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構成了自我生命的有機組成。因此，對歷史的反思，其實就是對蘊含了全部青春理想和熱情的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對歷史的謬誤的否定，必然是一種挖心裂肺的自我否定，這絕不可能是輕鬆的，也絕不可能徹底，但卻是刻骨銘心的，不能不牽動愛愛仇仇的最複雜的感情，由此而發出的反思的聲音，必然是如魯迅筆下的那位「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的老女人那樣，「于一□那間將一切併合：眷戀與絕決，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頹敗線的顫動》）。這樣的帶有複調式情感的反思，確實不如沒有經歷那段歷史的旁觀者的我們今天的批判那樣鮮明而絕決，卻有著難以企及的歷史深度和厚度，是不能以「局限」二字輕輕了結的。

　　而且，從另一角度看，這樣的對反思的限定，也是一種堅守。對胡正那一代老革命者來說，有一些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的理想與追求，是必須堅守的。他說自己「反思而不反共」，其實就是要批判、否定在他看來已經異化的黨，而要堅守他當年入黨時所追求的黨的宗旨和信念：要為天下窮人謀解放。胡風也曾提出要區分「現實的黨」和「理念的黨」，批判前者而堅守後者。我們可以不同意胡風（也許還有胡正）這樣的區分，但對他們區分背後的堅守，還是應該懷有尊重與尊敬。胡正說他「反思體制而不反思制度」，也是強調要批判現實的「封建社會主義」，而堅持「勞動者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理想。胡正表示要堅持《講話》的立場，並不是說他對《講話》沒有反思，相反，按照本書的轉述，他對《講話》的批判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但他仍然要堅守《講話》最初吸引他的那些觀念，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作「群眾忠實的代言人」，要重視普及，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民間形式等等，我們可以批評這樣的文藝觀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也必須承認這樣的選擇與堅守的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胡正堅信「明天是清明」，也表示了對他們那一代人的烏托邦理想的堅守，我們可以批判將「彼岸烏托邦理想此岸化、現實化」的失誤，這確實是造成毛澤東時代災難的重要原因，這裡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烏托邦理想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沒有超越現實的烏托邦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比如胡正那一代人堅信的「消滅一切人壓迫人、奴役人的現象」，就是這樣的可以趨近，卻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烏托邦理想，今天堅守這一理想就有極強的現實批判力量。在我看來，胡正所要堅守的，無論是共產黨的最初宗旨，社會主義理想，還是《講話》的某些原則，我們可以有不同看法，卻必須承認，它們在今天的中國，都可以作為批判性資源，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能簡單視為「局限性」的。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問題：當我們談到「局限性」時，其實是以我們今天經過反思以後所建立起來的新的價值觀念和立場作為依據的。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正是要仰賴於不斷的反思，不斷的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並由此引起新、舊觀念之間的相互辯駁，以至批判。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一切反思得出的新結論，新觀念，新立場，即使是合理的，也只具有歷史的相對的合理性，是認識長河中所達到的某個階段，何況其本身也還有可能隱蔽著我們今天尚未意識到的謬誤。因此，對一切反思所得出的新觀念，新立場，在堅持的同時，也還需要有必要的懷疑和反思，即所謂「反思的反思」。對一切未加反思的思想和立場，其實都應該保持某種警戒的。這也是胡正那一代人的歷史教訓：當年他們以「文學新人」的姿態與身份出現時，未嘗不是對前人的選擇進行反思的結果，他們的集中體現在《講話》裡的新觀念、新立場當然有它的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問題是，他們當時沒有對自己的新觀念、新立場進行必要的反思與質疑，將其絕對化，自以為真理在手，不但以此否定了一切異己的選擇，並且將自身的合理性也推向極端，最終走到了反面。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是應該認真吸取的，這也是胡正的反思對我們的啟示的一個重要方面。

錢理群
2011年11月30日-12月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