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收入《大學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及《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的《我的「大學研究」之路》中,有這麼一段話:「談論中國大學,可以是專業論文,也可以是即興演說,還可以是隨筆、短論、答問等。之所以長搶短棒、匕首彈弓一起上,一是兼及歷史與現實,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為文略嫌匆促。」如此自我辯解,主要是感嘆沒能「就北京大學撰寫沉甸甸的專著」。現在看來,不必那麽自我壓抑——短論就是短論,隨筆就是隨筆,卸下了學問的盔甲,暢所欲言,未嘗不是一件快事。若不拐彎、不加註、不粉飾,直來直去,三言兩語就道破天機,或直指人心,那才叫本事呢。
不想發展成為專著,就這麼「隨便談談」,談大學的功用,談校史的力量,談教授的職責,談校長的眼光,談課程的魅力,談博士的培養,談學科的建設,談學生的志氣,談排名的困惑,談改革的代價……想到哪,談到哪,「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當然,這需要機緣。今年初,《新京報》約我開專欄,說好是自由自在地「談大學」。猶豫了好一陣子,終於答應了,打動我的是妻子的一句話:不如把近幾年在北大、港中大兩邊跑的感想寫下來。
說「感想」而不是「思考」,並非故作謙虛。這些年談大學,我發現,抄校訓或章程不頂用,講校史與故事也不頂用,很多時候,大道理誰都懂,只是一到具體操作,全忘了。不是真忘記,而是受各種內外條件的限制,不得不停頓、迂迴乃至放棄。我沒有那麽大的野心,無力指點江山,只能站在觀察員的立場,從細微處入手,幫助讀者瞭解「另一種大學」。至於你願意從外往內看,還是從內往外看,悉聽尊便。
平時很少開專欄,只記得曾為《中國圖書商報'書評週刊》寫《看圖說書》(2000年),在《文物天地》連載《大英博物館日記》(2001—2002年),前者十四則,後者僅七期。這回堅持這麽長時間,2月開工,12月收攤,中間沒有斷檔,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新京報》2013年3月23日刊出《大學小言》的開篇《小言「小言」》,可第二、三、四則在此之前就問世了。記得很清楚,那天傍晚,我在拉薩出差,突然接到編輯電話,說版面出了問題,需要應急,故將我的三則短文捏合成《陳平原: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明天見報(《新京報》2013年3月2日)。我當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亳不猶豫地答應了。
此後各期,除了一則「有礙觀瞻」被卡住,其他的基本正常刊出(偶有因報紙版面調整而中斷者)。
9月初,香港《明報》記者來訪,撰寫《中大五十年:大學還有大學精神嗎?—專訪陳平原》、(《明報》2013年9月24日),同時提出,與《新京報》分享「大學小言」專欄。徵得同意後,《明報》從2013年9月28日起,也是每週一則。至於此專攔結束的時間,《新京報》是2014年1月18日,《明報》則延長了一週。
讓我感動不已的是,居然有不少熱心教育的朋友追蹤此專欄,且不失時機地喝幾句彩。更有好幾家大陸及香港的出版社,剛看了幾則,便找上鬥來,表示願意出書。正是他們的熱情鼓勵,使得我明知這些短文不登大雅之堂,也願意見鏠插針,把事情做完。
考慮到「大學小言」專欄文字不多,出書顯得單薄;我配上了這兩年所撰關於大學的評論或隨感。兩組文章均按寫作時間排列,其中的思路不無交叉處,可以互相印證。
十五年前,因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撰《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被人戲稱為「校史專家」。我當即發表《辭「校史專家」說》(《新民晚報》1998年5月10日),澄清自己的學術立場:「從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因為,百年中國,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乃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刻』。而大學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更是帶根本性的——相對於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移而言。」
這本小書,依舊持此立場:談論中國大學,兼及大視野與小感觸,從自己比較熟悉的北大和港中大入手,但明顯超越「校史專家」的眼界、趣味與責任。
2013年12月25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