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個朋友

　　時間之霧

　　初春深秋之日，午後的陽明山常起霧。

　　風由北海岸吹拂而來，夾帶著海上的水氣上升，至陽明山高處，因天寒而凝結，成雲，成霧，成細微的雨絲。有時，台北城區陽光普照，但行車至大屯山一帶，竟是愁雲深鎖，濃霧籠罩，如入暗夜之中。這時如果走入濃霧裡，不久，就會發現髮上、眉睫之間，有薄薄的水珠。霧會讓人的睫毛濕潤，而有一種落淚般的溫柔。

　　霧，也可以成為玩伴。

　　某一個深秋的下午時分，天氣轉寒，整個山頭就起霧了。霧由遠處的山脈，流動如水，但濃稠如汁，以牛奶的顏色，以白紗的柔軟，淹沒整個山脈，向著我們的居所，慢慢流過來。我剛剛開車回來，看著看著，不禁驚嘆起來。把屋裡的女兒小茵叫出來看。「哇！好好玩！」唸幼稚園大班的小茵說。我們站在屋前的草地上，看著濃霧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像水一般，把整個山脈、我們住的小社區淹沒。於是，社區的房子也消失了。濃霧中，我們只能望見彼此模糊的面容。即使距離這樣近，卻彷彿隔得非常遙遠，連臉上的線條，都被霧給塗上一層白色，像雷諾瓦粉彩畫裡的人。我們回頭望去，近在呎尺的屋子，也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彷彿要被大霧給流走了。小茵走出幾步，陷身白霧中，回頭看不見我，出聲道：「爸爸，你在那裡？」「在這裡。」其實相隔才幾步，我循聲走過去，握住她的手。「好好玩哦！」小茵說。「那就來玩捉迷藏吧。」我一時玩心大起，就把朋友李疾的兩個小女兒也叫來，在霧中捉迷藏。孩子的笑語如鈴，在霧中奔跑，呼喚著「爸～爸～，來找我！」但循聲走去，她已消失在茫茫的白色裡。孩子們互相追逐，有時相隔遙遠，發現自己迷失了，孤獨一人；有時突然接近，不小心撞在一起。

　　然而在記憶中，我卻永遠無法忘卻那如鈴的笑聲，那遙遠又貼近的呼喚：「爸～爸～」。因為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樣的情態，只存在於那年紀，成長後就永遠消失了。消失在時間的濃霧之中。

　　就在那樣的深秋季節裡，我接到母親的電話，告訴我少年時代的好朋友阿文，好像精神失常般，眼神空洞洞的，走在家鄉的道路上。「那個阿文啊，以前是那麼清秀聰明的孩子，還教你數學，現在怎麼會這樣？」我兀自怔忡的坐在書房裡，窗外是枝葉落盡的楓樹枝椏，細小脆弱，無言的伸向霧中。我於是開始想起少年阿文的模樣，穿著象徵中部第一流學府的台中一中制服，走過故鄉的街道，在古老的月台上，用童稚的聲音吶喊著：「流浪啊，流浪！」然而，一切都消失在時間的濃霧中。我多麼不甘心啊！

　　「兩個朋友」則應該追溯到戒嚴時代，採訪被關押三十幾年的政治犯家屬開始。我仍能記得，老政治犯的母親，住在台中市的小巷裡，一間窄小低矮的平房。客廳正中央是傳統的福德正神和祖先牌位，前面是供桌。在窄小的空間裡，它兼做吃飯的桌子罷，旁邊就擺著板凳。我們是在神明前，開始了訪談。

　　時間是一九八二年。

　　由於主編《大地生活》雜誌，支持者與寫稿者中，有不少五○年代的政治犯，我對他們的生活與坐牢經驗略有耳聞。然而那一年，黨外的立委蘇秋鎮在立法院質詢，首度揭露出綠島還有關押三十幾年的政治犯，要求政府基於人道原則，特赦釋放。但政府的答覆卻一概否認：沒有關押三十幾年的政治犯。由出獄的老政治犯口中，我們早已知道確有三十幾年的政治犯。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入獄，還被關在綠島，幾已成為被世界遺忘的人。社會大多把目光放在美麗島事件的政治受難者，卻鮮少有人關懷被遺忘的五○年代。連蘇秋鎮都誤解他們是二二八事件的政治犯。在戒嚴時期的壓抑氛圍裡，立委的質詢，無疑是藉機揭開政治犯黑幕的好時機。我們決定以此作為雜誌的專題。

　　要處理這樣的題材，和政府爭辯是多餘的。唯一的辦法是：把名單拿出來，把證據拿出來，讓他們無可抵賴。透過一位老政治犯的介紹，我採訪了被關了二十四年的政治犯──盧兆麟。長期在綠島的生活，使他對每一個政治犯的案件、關押時間、現在身體狀況等瞭如指掌。他一個一個點名，我一個一個記錄。最後作成一長串的名單。為深入了解當時的案情，我決定採訪政治犯家屬，以呈現他們的壓抑、等待、無奈，和被社會遺忘的孤獨。

　　像高爾基筆下的「母親」一樣，政治犯的母親未曾接觸過政治，更不了解殘酷的權力巨輪如何把她的孩子捲入，三十幾年後還無法歸來。她只記得在五○年代初，孩子剛剛就讀中部地區最好的學校──台中一中時，心地如何單純，笑容多麼天真。每天早晨，她充滿驕傲的望著孩子戴上大盤帽，攜帶便當，出門去上學，期望著未來他會是醫生、被社會所敬重的人。這孩子愛運動，參加了「野球隊」（這是日本名詞的殘留，就是現在的棒球隊）校隊，明亮健康，還非常用功，下了課常常和朋友一起讀書。她不知道是野球隊，還是讀書的朋友出了問題。有一天，孩子出了門，就未曾回來了。有人說，是參加什麼讀書會。但母親僅僅知道，孩子只有參加野球隊，難道打球也有問題嗎？還記得孩子出門的那個早晨，臉上充滿朝氣，掛著純真的微笑，開開心心的道別。卻從此未曾回家。這一離開家門，三十幾年過去了。那年才十七歲的孩子，如今變成一個五十歲的老人，竟還不能回家。「我都老了，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回來……。」母親抬頭，失神的凝視著神像，說：「我每天拜神拜佛，就只希望他早一日回來啊！」我無言了。因為在那戒嚴的年代，我甚至可以想像，公佈三十幾年政治犯名單，還外加一個母親的特寫，這一期的雜誌保證要被查禁。我能用什麼向這母親交代呢？

　　回到台北寫稿的時候，我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凝視神像的無望眼神。她的身材矮小，背脊傴僂，彷彿被什麼力量給壓倒一般，卻還堅忍著等待孩子的歸來。我也不能不想到，十七歲的時候，我就讀台中一中，和好朋友讀著課外禁書，那叛逆的歲月。而五○年代的叛逆少年，卻以三十幾年的牢獄之災作為代價。設若我生存於那樣的年代，恐怕也不能倖免罷。

　　但青春，青春怎麼可以被消磨在牢獄之中，到老年還不能回家呢？想像著十七歲離家，變成五十幾歲的老人了，還被禁錮在綠島，我就難以平靜。於是，我們決定用這個主題當封面故事，把名單公佈，讓政府無法睜著眼睛說瞎話。

　　為了怕查禁，我們聯絡了其它黨外雜誌：司馬文武主編的《八十年代》和林正杰負責的《深耕》雜誌，把美編貼好的版面（當時還是打字貼版），影印一份讓他們留存。萬一我們被查扣，市面上根本見不到，就由他們放在雜誌裡，繼續刊登，接力出版。總之，要讓名單公佈，讓國民政府無可抵賴。

　　黑底反白、以畫家吳耀忠的素描為封面的這一期雜誌，有一種第三世界的控訴味道。不出所料，果然被查禁。雜誌也因經營不善，宣告停刊。但我們把雜誌轉給了立委，讓他們在立法院繼續質詢，一個個的唸出政治犯的名字、最初的起訴案由，以及他身體的現況。這份無可抵賴的名單，終而逼使警備總部承認有這麼一回事。這一年農曆春節前，蔣經國終於釋放了第一批關了三十幾年的政治犯。「人道主義」，他們說。

　　政治犯有一個小小的圈子，他們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在一個「老同學」（這是五○年代政治犯的專有名詞，意味著在綠島同窗，共同「求學」）的家裡，約我見面，說是要表達謝意。但我感到無比慚愧，因為我只是一個採訪者，他們卻是以生命為代價啊。該感謝的是作為晚輩的我們。就這樣，我走入政治犯的世界。一個孤寂而熱血，封閉卻溫暖，可以被世界遺忘，卻無法忘情於改造世界，可以被背叛，卻無法背離青年時代理想的人啊！這些因緣，是我後來了解政治犯，以及寫〈兩個朋友〉的開端。

　　在〈兩個朋友〉與〈三個朋友〉之間，如果說有共同的主題，其實是青春和友情。

　　一則是四、五○年代的故事。由於回憶者是李登輝的朋友郭明哲，所以不免有名人的痕跡。但另一則是記錄著七○年代小鎮的少年成長故事。但終究是兩個朋友，和三個朋友的故事。其實這一本書裡的主角是時間。它貫穿一切，讓歲月流逝，讓青春變色，讓人的質地產生變化，讓生命走到它應該歸去的地方。像〈三個朋友〉裡，寫作的時候，還是妻子的角色，現在已成前妻；女兒小茵已長成十六歲少女；當年在懷中玩小恐龍的兒子，雖然才小學二年級，面容卻分明有少年的輪廓。再過幾年，他也要走著當年自己曾走過的青春風暴的歲月。在〈兩個朋友〉裡，五○年代的青春風暴是友情、革命和時代的風雷聲。〈三個朋友〉裡，七○年代的風暴是叛逆、聯考、存在主義和文學。但未來呢？二十一世紀的青春風暴，會是什麼？他會安然渡過嗎？我們能許給他什麼樣的未來呢？應該說明的是，〈三個朋友〉曾以小說的型式〈終站的月台〉出現過，但在寫作的時候，卻走到散文的形態去了。當時還未自覺到，現在，把它修改，回歸到本來的面貌，自己會安心一些。

　　是的，時間讓我們經歷漂泊，也讓我們回歸。寫作，也無非是漂泊者百劫回歸的家鄉。最後，我想附上一首幾個月前寫就的詩，作為結束這篇序言的祝禱。

• 二○○○年三月十六日
• 守候的星辰─為世紀末而寫

  必須用幾世人的修行
  才能攜手走過世紀末的最後一刻
  必須用幾代人的追尋
  才能擁有千年一次的人間祝福

  這世界有崩毀的樓宇
  也保留了玉石般的愛情
  上帝未曾多一點仁慈
  卻也留下玫瑰的影子

  這世界輪迴如旋轉的水晶
  我們走入父祖踏過的夢境
  一面古老的銅鏡仍遺留著
  世紀初的千萬個倒影

  這世界晶瑩如露珠
  比你夢中的一個影子還輕
  正要由一片草葉的尖端
  滑向另一個世紀

  萬物存在於此刻
  那些歡喜與悲傷的容顏
  那些蜉蝣如塵埃的生命
  都在宇宙的過道裡留存

  未曾逝去的只有記憶
  時間的門慢慢打開
  我們懷抱孩子似的天真
  守候另一個世紀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