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達
一九九一年,我們從中國來到美國。一九九五年秋天開始,接連三年,我們給還留在中國的朋友寫信,寫下了這三本(編註)對美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一些歷史進程的介紹和感受。這些書是在講故事──我們自己的、看到的,和讀來的,也講述因我們的東方文化背景而產生的一些特殊體會。
之所以會有寫作的衝動,是源於我們曾長期生活在一個文化和制度都截然不同的國家。我們幾十年在中國生活的平常遭遇,從美國的角度去看,往往是不可思議的,反之亦然。這種表面感受的衝突給予我們很大刺激,也誘發出探求它背後根源的興趣。另一個原因是,在我們離開中國前,剛剛經歷了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對民主的重新啟蒙,目睹了「民主自由」成為口號在呼喊、變作旗幟在高揚。可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們自己,對於作為生活常識的、具體操作的、以人的常情發生並一路展開的「民主、自由」,卻非常陌生。這樣的差異也在啟發和推動著我們,把它寫下來。
基於上世紀在中國的生活經驗,我們自然會對有關個人權利的議題格外敏感。因此,第一本書《歷史深處的憂慮》談論的,就是圍繞美國的前十條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展開的故事。但是,在寫作過程中,越來越強地感受到,描繪美國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固然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時理解,美國民眾如何為此支付了沉重代價,講出當權利與代價形成兩難的時候,處理和抉擇的複雜性。甚至,有時在安全的權衡之下,自由如何被迫退讓,而選擇和堅持自由是何等痛苦。在寫作當時,並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九一一事件發生。這樣的矛盾立即變得尖銳而現實,逼到每個人眼前。直至今天,如何對待它,在美國仍然是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在一個專制國家,人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對專制體制的破解之上,而忽略制度變革來臨之後,民主、自由,將如何艱難地、細緻入微地,在舊有的文化歷史遺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長。第二本書《總統是靠不住的》,講的是一些與美國政治制度相關的故事,講述美國政府的制度設置,以及它如何具體地在政治危機發生的時候起作用,度過險境。美國的制度設置,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人是靠不住的,掌握權力的官員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一個權力或力量,必須由其他的力量來平衡和制約。
寫第三本書《我也有一個夢想》,過程很特別。一開始選的主題,是美國當今的種族問題。對於相關的歷史,本來只想一帶而過。可是,在閱讀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一段歷史的發展更有意思。北美洲從英國殖民時期就開始販賣黑奴,給新生的美國留下了奴隸制和種族糾葛的歷史難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對人的良知和反省精神的一個考驗。追溯這段歷史,我們把這本書的主題,改成了對美國種族問題歷史進程的審視。這時,我們發現,它在無意中成為第二本書的一個重要補充。美國人習慣於不信任政府,相信制度的設置和監督機制,是對於人的本性的不信任。然而,一切制度,最終還是要靠人來設計和運作,又恰是人對自己的反省、在精神上的追求,在推動歷史進步。因此,人性是軟弱的,有著自私的天性和經常表現出來的卑下情操,而人又是可能被救贖的,在這個救贖的過程中,宗教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美國是幸運的,它在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相對較好的政治制度。可是,在這三本書中,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一個艱難的、逐步完善的歷程。這個歷程至今還在持續。而能夠使我們感受意義的,恰是這樣一個充滿思索和痛苦的漫長歷程。
深深感謝時報出版公司在臺灣出版這套書,使得我們有機會和臺灣讀者交流在美國生活的感受。臺灣已經有幸先於中國大陸開始了自己的民主歷程。但願書中介紹的內容,為在民主體制下生活的臺灣讀者提供一點對比的線索。
二○○四年二月四日
陳長文律師推薦
不久前,翻讀了由大陸旅美作家林達女士所寫的「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書中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小觀念。在東方世界,我們通常會以某國的總統作為該國「政府」的代稱,例如克林頓政府、布希政府。然而對美國人而言,是沒有所謂布希政府(Bush Government)這個詞彙存在的,布希後面所能連結的組織代稱,永遠只是「行政機關」 (Administration)。
為什麼不能用布希政府這個詞彙呢?因為從國家的功能也好、組成也好,布希「政府」根本在邏輯上是不存在的。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所謂的政府指的是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的合稱,這三權的任一權,誰也不高過誰,是平等而且相互制衡的權力,行政部門,只是這三權中的其中一個分支,怎麼可以逕以這其中一個分支,作為整個政府的代稱?
總統不僅不能和「國家」畫成等號,甚至也不能和「政府」畫成等號,美國人民之所以對總統建立出這種嚴謹明確的政府構成邏輯的認識。是因為美國人民深信,高舉特定職務乃至於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們知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而且就算在特定時期,美國人有好運氣,選出了一個不管權力再大都不會腐化的聖潔總統,但如果因此而給了這位總統超出其應被賦予的權力的話,誰能保證下一個被選出的總統仍會是一個道德完人呢?只有建立制衡功能完備的權力分立體系,才能夠確保美國人民的自由與民主成果。
反觀台灣社會,我們的人民似乎少了像美國人民一樣的警覺與智慧。我們在看「總統」時,常常帶有一種「超人情愫」,賦給總統這個職位一些超出其該被賦予的權力與期待。然而,這時會出現二種危機,除了特定人選上總統之後可能會出現的腐化危機外,另一則是在選舉過程中的撕裂危機。例如在本屆總統大選的過程中,台灣社會裂解成為藍綠二個陣營,正因為大家對總統賦予了過度的、不正確的期待,認為總統就代表了整個政府,於是對總統這個職務也就同時置入了過度的得失心,使得社會裡對立的氣氛加劇。
當然,這也不盡然只是單純的人民期待所造成的危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以說是事實上台灣的總統的確擁有了過大的權力,使得人民對他產生過大的期待。而這「過大」,筆者指的不是單純的行政權力上的高度集中,因為高度集中本身有助於提升政府效能,並不需特別非難。筆者是指在這高度集中的背後,我們缺乏對總統有效制衡的機制。
具體來說,我國的政府雖然也是一個權力分立的政府(五權政府) ,但在權力分支的制衡網上,其他的權力分支,其實對行政分支的制衡力量,特別是對這個分支的最高位者「總統」的制衡力量是相當薄弱的。
以這次總統大選所引發的爭議來看,槍擊案究竟是不是執政黨自導自演,最後會不會變成一場真相永不得白的羅生門倒在其次。而真正應該被檢視的是,我們的制度是否賦予了行政分支過大或者不受監督制衡的權力,製造了一個「魔鬼誘惑」給掌握行政分支的總統,亦即,讓任何坐上那個位置的人心中不禁會想,既然制度或其他權力分支很難監督我的行為,那麼就算我濫用了我的權力,我也有把握可以把我濫用權力的事實掩蓋起來。這時,能夠約束總統不濫權的唯一力量,就只剩下總統的個人良知了。
萬一不幸,良知約束不了總統,濫權的行為就會在這位總統的身上一再重複,但這只是「一重糟」。還有「二重糟」是,就算有幸,這位總統的良知約束了他,但良心是藏在心裡的,其他人看不到。因此,就算這位總統事實上是清白的,但因為沒有一個還原真相的有力、有公信的制衡機制,反對者也仍會用所謂的「合理的懷疑」,去質疑這位倒楣的總統。因此,這時就會出現一個獎惡罰善的惡性循環,濫權的總統得以享受「隱瞞真相」的利益,而守分的總統,則會受「真相不明」的懷疑攻擊。
「總統是靠不住的」,這句話當然不在於論斷特定人(例如陳水扁 )是靠不住的,而是我們永遠要對「總統」這個職務保持一個戒慎警覺的心情。一方面為了防杜濫權的可能,另一方面昭聚公信,並還給持正守分的總統清白。我們實在應該付出更多的努力與關注,去調整台灣目前行政權獨強,而其他權力分支則孱弱無力的政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