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上冊)

序

導論
一、主體性：從「普羅米修斯精神」到「依自不依他」
二、後期章氏思想的一貫性

第一章　本體論的確立
一、真如本體論
（一）基本構成
（二）對其他哲學思想的批判
二、特徵與偏向
三、歷史方位
（一）對古典主體性的繼承和轉進
（二）現代主體性的集大成者
（三）章氏為何轉俗成真

第二章　歷史觀的重塑
一、對進步觀的批判
（一）批判必然性
（二）批判目的論
二、「不齊而齊」之齊物哲學
（一）一種新的歷史哲學
（二）本體論的論證
（三）語言哲學向度
（四）「不齊而齊」與殊途同歸
三、簡評

第三章　動力因的追尋
一、現代性與動力因
二、競爭的根據
三、齊物哲學的挑戰
四、競爭生智慧及其瓦解

序
　　
高瑞泉
　　
　　蔡志棟副教授的博士論文將行出版，題目為《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並向我索序，我自然不能推卻。因為當初我建議他以章太炎先生的哲學思想為論題，就深知此項研究之不易。蔡志棟不畏艱難，但也不求全責備，集中探討章太炎先生一九○六年以後的思想，完成其博士論文，在答辯時頗得答辯委員會諸位老師的褒獎，現在稍事修改即行付梓。作為他的指導教師，我在高興之餘，也很願意寫下一些感想。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始終伴隨著思想文化的歷史性變革之曲折進程而跌宕起伏，並且最後釀成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革命。對於這場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同時也很大程度改變了世界面貌的革命，人們至今臧否不定。這種情況也影響到對於中國近現代哲學的研究。因為，政治社會革命與哲學變革之間的關係，也有著辨證的性質。
　　
　　在許多人看來，政治對於哲學只是「外在關係」，但是當他們認真談論哲學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時候，又不得不承認它們的共在與整體性。如果我們意識到生活和實踐對於哲學發展的基礎作用時，我們會看到變革時代政治思想對於哲學發展的動力意義，因而承認政治與哲學存在著的「內在關係」。而對於生逢大變局的哲學家個人而言，一方面因為哲學本身是自由思想的活動，外在的強制性權威的喪失、盲目的信仰和世俗的成見之破除，加之各種新奇的學說、異端的思想紛至沓來，無疑會有利於他的哲學創獲；另一方面，在新舊交替的歷史關鍵點上，時代精神畢竟更多地集注於現實生活和政治鬥爭，因而那些有天賦的哲學家的自由創造會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這種狀況也許可以說是不少中國現代哲學家的宿命。章太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章太炎先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之前，或者說在所謂「告別革命」之前，學術界是不陌生的。作為最後一個古文經學的大師，而又一度被目為反滿革命的思想旗幟，他被魯迅稱作「有學問的革命家」，他在經學、子學、史學、佛學都堪稱一代宗師，是從士大夫轉變為現代知識份子過程中產生的最後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而近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則普遍承認章太炎先生是他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哲學家，雖然他從事的哲學革命據說是「夭折」了。但是在差不多隔了一百年，「國學」再度回歸以後，最早提倡「國學」、「國粹」的章太炎先生的思想卻很少有人做認真的系統研究。此類憾事，在其身前就多次出現。
　　
　　章太炎先生作為革命派的思想旗幟，在革命後的政治活動卻屢遭失敗，所以他從來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這部分的原因是由於他在從事政治活動時，對於當下政治目標的追求時常加以「深密」的反思，「深密」是章太炎對於哲學思維方式的定義。但是，為了政治動員而作的政治宣傳和為追求普遍真理而作的哲學論證──無論是世界觀、認識論還是人生論──是不能處在同樣的「深密」層次上談論的。
　　
　　政治革命當然起於偉大的觀念，或者說歷史上那些偉大的觀念喚醒了社會革命，但是正如懷特海說過的那樣，偉大的觀念總是連帶著罪惡的附屬物及討厭的聯結物走入現實的。而哲學則往往與此相關：「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曠領域裡，它建立起一個思想的王國以反抗現實的世界。」於是，在研究像章太炎先生這樣變革時代的哲學家（他們同時甚至首先是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的哲學思想時，我們通常都會遇到三項課題：政治實踐、社會觀念的訴求和批評、哲學的思辯。
　　
　　這裡的「政治」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概念，包括其廣泛的社會活動；與他的政治實踐直接相關的是那些一般觀念，在革命時代則通常是觀念的新舊混雜、新舊交替，期間充滿了偶然性和歷史特殊性；而正是追求「深密」的思辯，使那些新近產生的觀念或對古老觀念的不同詮釋逐漸取得黑格爾所謂「真正的思想形式」。如果達成了某個足以解釋其整個世界觀的唯一原則，就形成了體系哲學；即使在建構體系上未臻成熟，也可以因為推動觀念的新陳代謝而推動了哲學的變革。
　　
　　蔡志棟的論文就是從後兩個環節及其聯繫入手，展開他對章太炎哲學思想的研究。他將章太炎後期哲學定義為「真如哲學」。我們都知道，因《民報》案入獄和精研佛典，這對於章太炎後期思想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真如哲學並非佛教哲學的簡單複製，而是章太炎融會佛家、老莊、儒家、康得等多種哲學元素的一種創制。它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指向主體性的潮流的一部分，其基礎和思想實質內涵則是一系列現代性觀念。
　　
　　換言之，主體性概念的結構，與現代性觀念的譜系之間存在著相應的關係。蔡著透過分析現代性觀念譜系與真如哲學之間的內在關係，展示了章太炎如何既建構又批判、既證成又消解現代性的基本原則，一方面給我們顯示了在章太炎眼中現代性是如何充滿著矛盾而自我反駁，另一方面也在建設體系的「未濟」中揭示了章太炎的諸多洞見和慧識。這樣來解釋章太炎哲學，在學術細節上的正誤如何，應該由讀者來評論，但是他在總體上的創新性是肯定的。由於這種總體的論斷與視角的新穎，他對關於章太炎思想的若干爭論，譬如章晚年是否真是「儒宗」、他對進步觀念的批評，以及章太炎哲學的歸屬等，也有了自己的論斷；由此使得其學位論文沒有流於枯澀與板滯。
　　
　　像許多哲學家一樣，章太炎對自己的思想及其歷程有過不只一種評價。但是，哲學家的自述有時候是我們打開其哲學的鑰匙，有時候卻也會引我們進入另一個迷宮。章太炎自述其心路歷程「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即是一例。對於章太炎所謂「真」和「俗」，人們爭論已久，在我看來，章太炎自述他在真、俗之間的彷徨，是否也折射了他一生在政治與哲學之間的掙扎？因而按照知人論世的要求，如果我們更全面地考察其行狀，並且把其思想的全過程做一種綜合，也許可以為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從現代性追求到現代性批判的歷史提供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