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國自黃帝時已燦然大備,惟政治、教化、軍事、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音樂等等,一切經常應用之學,皆在隨時實施之中以相傳授,缺乏文字記載。而學術思想、義理言論,因非文字所能盡其意,故亦多憑口傳而乏著述。至春秋時,著書之風漸盛,孔子整頓六經,六經為古傳之學;老子著《道德經》,每引「古之所謂」或「故聖人云」,亦係承述古人之學;孔老皆纘前聖之緒,而家以獨到之睿見,以著書立說,其承先啟後,為當代之大師,立言傳道,皆功垂萬世也。
〈禮運‧大同〉章所講「大道之行也」之大道,與《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之大道相同。〈大同〉章鄭注「同猶和也、平也」。引申其義,大即天下統一,同為厲害均等,亦即天下道同風一而無分裂,社會生活均衡而無紛爭;政治達此境地,則人心渾厚,世風淳樸,無物我之介,無利害之爭,即成為「安其居,樂其俗」,「竊盜亂賊而不作」之大同世界;此與法家嚴法控制之政治思想絕不相同。孔老在衰亂之世,皆慕想大道之行、盛世之治。然大道既廢、既隱,不得不講仁義,而總必以大道為最高之目標。
宋儒以承儒家之道統自居,以為儒道不相能,故貶抑老子;其實老孔之時,道術尚未分裂,故孔子問禮於老子,聞老子所講古人之言與亂世立身之道,贊美老子「其猶龍乎」!後世或以老孔皆在亂世,老子思想消極,故獨善其身而歸隱;孔子思想積極,故周遊列國,志在兼善天下。其實老子為周太史已久,因周室已衰,不足與有為,且己身已老,不可戀位,理宜退休歸隱,並非消極;孔子奔走列國十四年,見道不行,亦只得罷休,故欲「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老孔而後,有儒道之分,世人自其外表態度而言之,謂隱居之士為道家,用世之士為儒家,兩家顯然不同。其實老孔皆曾官居顯職,為國宣勞,晚年皆為隱君子。《論語》中孔子對隱者亦表示敬重,《老子》書中亦講治國用兵之道。名臣退位則為隱士,隱士亦可出而為名臣,孔老之道不相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