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論
受邀做史穆茲英聯邦演講,我深感榮幸。我在馬來西亞西北部的霹靂州首府怡保市長大。歷史上,霹靂州曾接受英國的保護。我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安德遜學校)修讀英帝國和英聯邦史,獲頒劍橋證書,這所學校以前總督約翰‧安德遜(John Anderson, 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馬來亞大學就讀時,簡‧克利斯蒂安‧史穆茲(Jan Christianan Smuts, 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興趣的是,為何這位負笈劍橋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國,卻又離奇轉身成為英聯邦的忠誠擁躉。1968年,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見到史學家基思‧漢考克(Keith Hancock, 1898-1988),當時他剛完成《史穆茲傳》(第二卷),我對史穆茲的研究興趣油然而生。我樂於閱讀這位布林人青年時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林戰爭(1899-1902年)期間建立的功勳。他人生的最後階段,也就是1933年之後的經歷,更讓我關注。他為何變得對英聯邦如此忠誠?在我這個華人看來,有兩個原因甚為突出。一個原因,他是歐裔基督徒,認同英國歷史文化,同時是世界名牌大學培養的英美法系律師。另一個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愛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個多民族大陸上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文明國度。因此,他大力宣傳鞏固英聯邦制度,使他的國家奉行自由和博愛,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在我身上都找不到這兩種動因,難怪我有機會走近英聯邦歷史,卻沒有從事這項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國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變了這種家庭的生活。我的父親放棄了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考入現代大學。畢業後,他發現必須離開中國去尋找他樂意從事的職業,遂僑居英屬馬來亞,以教書為生。父親之後回國結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屬東印度羣島。我生在印尼蘇臘巴亞市。父親時任一所中文中學的校長。在我年幼時,他離開爪哇,在馬來西亞霹靂州英國管轄的教育部擔任漢語學校督學。父親在中國大學學過英語,極推崇英語文學,但他從沒把我培養成大英帝國的順民。不過,通過學校工作,父親開始了解大英帝國管理多元社會的舉措,他便自認他的工作目標是讓中國孩子接受良好的現代教育,使華人社區將中國文化力所能及地傳播給感興趣的民眾。我的母親中文很好,但一點也不懂英文,我們在家只能說中文。對於父母來說,馬來亞不是真正的家,他們內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們向我這個獨子宣揚要愛中國及中國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