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理想,如夢之夢
一、新與舊
正午的黑暗特別的黑,黑到極致了,宛若所有的希望都於此新生。距今一百年前的中國,那是西方列強環伺,滿清退位而民國初立的年代。然而,新與舊交替的時刻,新的事物都沾染上舊氣息,而舊的事物還是有新可能。
當新舊的論爭隨着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越演越烈,魯迅以冷嘲的方式,為這個世界的新與舊留下註解。本性矛盾的他,一方面期待時代的巨輪碾碎國民性的醜陋、愚昧,同時也對正在蛻變的新時代,還殘存官僚、腐敗的情況感到失望。多年後,魯迅在他的雜文裏,若有所感的說道:「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新與舊,光明與黑暗,看似對立的兩極,在魯迅的人生體悟中,卻是如此相近也相似。
二、時代使人滄桑
理想狂飆的年代,魯迅也曾經激動地站在改革的浪頭上,為無聲的中國大聲疾呼。魯迅自一九○九年從日本學成歸國後,先後在杭州、紹興等地的中學任職,力圖於教育體制內革新,將希望投注在青年身上。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帝國,包括魯迅在內的眾人,還以為中國的未來將會迎向光明,未料卻換來中華民國政府換湯不換藥的複製過往權力結構。不管民國建立初期政局是多麼不穩固,政治背後有着多少利益交換,由袁世凱從清廷的內閣大總理,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總統的那一剎那起,敲碎了支持者們對這新生的國家曾經寄予的理想精神。
正如《阿Q正傳》故事中未庄裏的民眾,革命黨來了之後對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將頭髮剃了、辮子盤了起來,日子還是照舊這樣過下去。面對社會的動盪,國民性之愚昧,魯迅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只好把自己摺疊,藏在時代的喧嘩聲中,躲在教育部的國家機器裏,安安分分的領着薪餉,做好分內的工作。並在閒暇之餘,把自己投擲在金石、印章、碑碣的拓本研究,不問政治之事,從新時代的紛擾中,走向舊文化傳統知識的學術之海。
那一年,他才三十一歲,卻已如此滄桑。
三、黑暗的閘門
有人說,魯迅這樣的矛盾、複雜,近乎對一切事物都不信任。他在抉擇的路口總帶着懷疑,就連希望與絕望之間也不願意選擇其一。他的小說〈故鄉〉開頭這樣說道:「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魯迅在雙重否定中,不承認「希望」的存在與不存在,這造就了他個人的極度虛無,卻也是他在時代變動裏,源源不絕的動能來源。
在魯迅的看法裏,中國病得太久、太深,體制的更迭並不能馬上為中國帶來改變,反倒是改革國民性,才是迫切的關鍵。魯迅曾在給他的妻子許廣平的書信裏,如此提道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部行的。」這也是當他接到好友錢玄同、陳獨秀的邀請,在《新青年》上為青年朋友說幾句話時,最後會答應爬出「待死」的深淵,以小說、詩、雜文,投身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
他在〈《吶喊》自序〉裏這樣提到加入新文化運動行列,創作小說的原因:「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狂人日記〉的狂人是整個吃人體制之中唯一的清醒者,看透了「禮教吃人」,也知道唯有「救救孩子」才有希望。無奈的是,從狂人兄長的補述裏,我們可以知道,狂人「早已癒,赴某地候補矣」,最終還是成為體制的一分子,跟着吃人、墮落下去。
在魯迅的認知中,中國希望之所在,不在於狂人,而是孩子。唯有還沒學會吃人的孩子,才有機會打造一個全新的中國。
但像狂人這樣曾經吃過人的清醒者,對中國未來的大聲吶喊也是重要的。魯迅曾以古代傳說「雄闊海力托千斤閘」的故事,直指狂人的重要。因為狂人們的存在,狂人們的反抗,為孩子們扛起「黑暗的閘門」,中國才有希望,而中國的孩子才能迎向光明。
四、百年歷史的回聲
魯迅是誰?為何我們還要閱讀魯迅?
時代如潮水,潮起潮落,淘盡歷史的是非恩怨。對於生於魯迅寫作時間百年後的我們,重新閱讀其作品時,不免會因為時代的隔閡,而出現「誤讀」。不過,如此之錯誤宛若山谷回聲,跨越時代的形成新的意義。
時代是否有進步,這很難有個定論,但可以確信的是,時至今日,鐵屋子裏的人們似乎還在沉睡、裝睡,依然愚昧不堪。
我們與我們的時代,魯迅與魯迅的時代,是這樣的相似,也如此的荒謬。
楊傑銘,靜宜大學閱讀書寫創意研發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