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
1986 年的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 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二十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迎接台灣化纖公司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一個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個香火鼎盛、生意活絡的濱海小鎮，而不是煙囪陰影下的工業城。

在六○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廠正式開工，附近的農民開始發現自己的農田再也長不出結實飽滿的稻穗，因為工廠污水破壞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鮮的空氣，長期的廢氣排放，除了引發撲鼻的不適，也導致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呼吸道病變。

隔著大肚溪，從台中南下的旅客可以遠眺籠罩在彰化上空的混淆空氣；一進入市區，龐大而醜陋的工廠廠房便是迎接他們的第一個景象。二十年來，彰化居民早就知道在繁榮地方的承諾背後，現代工廠往往隱藏了各種健康、財富的代價。鹿港人見證鄰居二十年來的教訓，他們堅決主張，同樣的故事情節不能再發生於自己的家鄉。為了反對杜邦設廠，他們發動遊行、北上請願、舉行演講、串連其他公害受害地區、組織反公害協會、發行宣傳刊物、動員學童繪製反公害壁報等等。換言之，鹿港居民創造了一個未曾存在過的事物，亦即本土的環境運動。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大衛終於戰勝巨人哥利亞，杜邦公司決定放棄彰濱設廠計劃。這項未意料到的勝利宣告台灣環境運動春天的到來。

從鹿港起義到政黨輪替後的第六年，我們又經歷了整整二十年。在這段期間，環境運動的風潮蔓延到台灣各個角落。無論關於工業污染、焚化爐、道路、水庫、國家公園、行動電話基地台等環境議題，許多社區都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要求改善環境的強烈民意下，環保署成立了，公害糾紛調處、環境影響評估、禁用免費塑膠袋、廚餘回收等一系列的制度也開始實施。

二十年前，黨外人士宣稱與鹿港人民站在一起，他們試圖吸納這一股來自草根的反叛勢力；二十年後，他們已經高居國家廟堂，在民進黨執政下，有兩位環保署長更是來自於當初積極鼓吹環境意識的知識份子。事實上，早在台獨運動轉向公投路線之前，二十年前的鹿港反對人士已經在倡導鎮民自決。在接連的環境運動動員下，公投逐漸從政治異端轉變成為一項體制內的民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