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金融家的回歸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越過長江向上海進發，並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進入了這座不設防的城市。成群結隊的人群湧向街頭，成千上萬的地下党成員彈冠相慶，其中既有職工聯合會的積極分子，也有出版業的活躍人物，他們曾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歷盡艱辛。隨著上海被中共接管，這個城市的精英們也面臨著一個困難的抉擇。永安公司的經營者選擇了留下，會計師潘序倫也留下來了。然而，大量高級銀行主管要麼回到香港或紐約，要麼跟隨國民政府去了臺北。

對於那些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一個歸屬的人來說，這次政權的變化標誌著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一次重要轉折。毛澤東的“新中國”肯定不是突然從天而降，也不會完全拋棄國民黨此前的治理方式而另起爐灶。20世紀50年代，兩岸的政府都繼續深化社會改革和革命，這是他們在之前幾十年一直想做的事情。他們認為這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目的，還是他們在各自統治下為恢復受戰爭破壞的經濟的一種努力。20世紀50年代臺灣海峽兩邊都見證了土地改革、公司國有化、計劃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的訓練、國內監察系統和整黨運動。兩邊的政府都轉向經濟主義，用經濟增長和物質變化來衡量他們治理的成功。

然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經濟增長策略和私營經濟作用方面存在著根本不同的觀念。到20世紀50年代末，關於上海的發展有了新的視角，這被宣揚為一種城市魅力，並在今天成為一種政治傾向。1949年前的上海是歐洲擴張時代中國腐敗和恥辱的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上海重新成為製造中心，而非商業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居民是工人，而不是消費者。共產黨政府通過合法手段，廢除了私人所有權和商業活動的空間，以此消除了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它還通過奪取或凍結國際公司和機構的資產，剝奪了外國的特權。 為了消除女性在公共場合的存在，政府並沒有讓女人回家，而是通過憲法確保了一種去性化的性別平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再是鴉片戰爭後逐漸形成的陰柔文化、商人文化、外國文化的混合體，而是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逆轉。

金融家
20世紀80年代末，作家程乃珊開始寫一本名為《金融家》的小說。 程乃珊出生並成長於20世紀50年代的上海，她是原中國銀行高管程慕顥的孫女。程慕顥在共產黨佔領上海時去了香港，直到1986年程乃珊才第一次見到她的祖父。《金融家》以程慕顥的生活故事為基礎，完成於1989年前。這是1949年後的第一批相關的公開出版物，打破了長期以來對上海金融歷史秘而不宣的沉默。

程乃珊這部虛構的“現實記錄”，源自於1986年她在香港，由病中的祖父安排的三個月詳細會談。小說講述了一位傑出上海金融家祝景臣的故事，他領導了“中華銀行”，其家庭也經歷了抗戰的黑暗歲月。程乃珊再現了1949年前上海上層社會和金融圈的西化社會生活場景。她以戰爭時期的憂患和磨難為背景，把這位資深銀行家重塑為一位開創者和愛國者，而不是慣常的陰謀家和資本家的形象。在書中，祝景臣經理不僅要照顧自己的孩子和雇員，還要關照去世雇員以及以前同事的孩子和遺孀。他反對日本人插手銀行事務。還差點加入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公司的鬥爭。他還發表了各種削弱市場自發行為的經濟觀點。總之，祝景臣作為一名金融家，在涉及到錢的問題上幾乎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儘管共產主義政權謹慎且深為矛盾地從這位金融家手上奪走了這座城市，但在四十多年的國外旅居生涯後，他還是以一位榮譽社會主義者的身份重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