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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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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你將看到的,我吃我自己的狗食。

我曾經很喜歡讀報紙。二○○四年,當我開始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工作時,我興奮地發現週日版《紐約時報》的大部分內容是提前印好的,而且,一疊最早面世的報紙,會在每週六送達時報大樓。我在世界上最受尊崇的報社之一工作,而且除了薪水外,我還可以提早一天拿到週日版《紐約時報》看到〈一週回顧〉(Week in Review)、〈都會版〉(Metro section)和〈週日商業專刊〉(Sunday Business)。

於是,我養成了一個新習慣:每星期六下午,我會提早動身前往辦公室,當第一批送報卡車抵達時,我會抓幾份油墨未乾的報紙,跑回家沉浸在明天的報紙中。沒多久,朋友們開始打電話給我,向我索要〈房地產版〉或一整份週日版報紙的試印本。

不過,一、兩年後我終止了自己的星期六例行程序,也沒有人再打電話來索要報紙了。朋友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有了新的閱讀習慣,他們以更快速、個人化編輯的數位閱讀經驗取代了印刷紙頁的氣味和觸感。即使是免費贈閱的報紙,他們也不想要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我身上。多年來,我每天早上睡眼惺忪、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到門口拿取早報;但現在,我一早就在自己的電腦上查看新聞標題,上班途中透過行動電話閱讀報導文章,而且整天瀏覽新聞網站。藉由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絡的協助──它們幫助人們以更快速的方式將最好的內容集聚在一起──我能夠在線上更迅速地看到新聞。我也能夠以更容易和簡明的方式分享我覺得有趣的文章,並加上我自己的評論,以幫助朋友、家人和同事挑揀出內容精華。回想起來,我當時正歷經著一種個人的「數位變形」(digital metamorphosis)──你們之中有許多人將經歷它,甚至早已經歷過了。對某些人來說,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隨著你將一個又一個的紙本工作移到電腦、手機或數位閱讀器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立即發生的──只要購買一具超炫的新手機或新閱讀器,一個充滿各種電子可能性的新世界便豁然開展。

在我的例子是:我家中沒被讀過的報紙,開始在前門堆疊成家具般大小的體積,最下層的報紙更已變色成令人作嘔的卡其色。我太太和我都以「那一堆」來指稱那座愈來愈高的報塔。

隨著泛黃報紙愈堆愈高,終於,我決定該是採取果斷作為的時候了。我一直等到午餐休息時間才打那通電話,還一邊檢查我周圍綿延如海的小隔間,確定沒有人聽得到我說話。我覺得自己像個拈花惹草的丈夫,而當個背叛者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拿起電話,撥到《紐約時報》發行部。我試圖掩飾自己的聲音,加了一點土腔,又講得比平常慢些,以免讓人聽出是我。

「是的,我確定要取消遞送報紙的服務,」我告訴客服人員:「很抱歉,我只是不再讀它了。」

當然,我愛《紐約時報》。它的報導仍然是頂尖的,一點也不輸從前:觀察敏銳、探索深入、思辯周密,而且能增廣見聞。問題是,它的取向對我不再有意義。我了解其概念──報紙是個內含上百篇新聞報導整理得條理分明的包裹,依據主題和重要性加以展現,由時報的編輯──也就是我的同事──精心挑選而成。頭條新聞在這裡,商業報導在那裡,而週一到週五的大部分時間,體育新聞都在工商版之後。

但這正是問題所在:它聚集了眾編輯認為合適的內容,但卻並不是為了我、為了我的偏好、為了我的喜惡而設計的。更重要的是,等到那些經過仔細斟酌的紙上文字──永遠地印在紙頁上,而且是為廣大讀者挑選出來的──送達我家時,許多內容早已過時。

幾年過去,我心滿意足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攝取新聞。我繼續在紐約時報研究實驗室(New York Times Research Labs)工作,幫助「灰色女士」(Old Gray Lady) 在行動電話、電腦螢幕和視訊產品上找到她的位置,而我的職場外遇仍舊是我的私事。接著,二○○九年春天,我出現在一份演說者的候選名單上,那是在加州聖荷西市(San Jose)舉辦、充斥著電腦怪咖的奧賴利新興科技研討會(OReilly Emerging Technology Conference),與會對象為尖端科技的研發者。一位與會的《連線》(Wired)雜誌記者要求訪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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