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古力旋轉門

深夜在出差的旅館中，一時還睡不著，打開小冰箱，竟下意識地選了一塊核桃巧克力來吃。這是我很久很久沒吃的食物，因為這是「健康不正確」，中年吃甜品，易患上糖尿病，尤其在深夜⋯⋯。

但我畢竟吃了，吃得五味雜陳。這是我童年最愛吃、但也最難以吃到的。香港人說這是「朱古力」，用粵音來翻譯chocolate，而在五○年代的香港，朱古力是朱門恩物，但卻是寒門可望而不可及的。長輩在談到朱古力的時候，都會說這種黑色的食物太貴了，只適合送禮用，小孩子不宜多吃。

但朱古力也慢慢普及化了，到了六○年代，一些小店會出售一種散裝的朱古力，

沒有包裝，一大塊的賣，咬下去很硬，中間也沒有核仁，但就是這種粗獷的感覺，使大家趨之若鶩，母親偶爾會買一小包回來，讓我們八個小孩子每人分一小塊來吃。我們往往會玩一種小遊戲，讓一小塊朱古力放在口中，不去咬它，大家比賽誰的朱古力更持久，更能在口腔中堅持到底，因為這是昂貴的滋味，要讓它和舌頭纏綿得不離不棄。

然而朱古力總是和我們若即若離。過年過節的時候，爸爸偶爾會收到一些精美的朱古力禮物，但我們都不敢太高興，因為媽媽總會巧妙地把禮物包裝紙外的賀卡撕掉，然後轉送給別人。面對我們失望的眼神，她不忘教導我們生活的經濟學，說這種朱古力又昂貴又不好吃，對小孩子的牙齒也不好，用來送給人是最聰明的選擇。這就是母親的「禮物旅行」哲學。朱古力只能是想像的味道。而在今夜，在一大口吃核桃巧克力的時候，我只能想像昔日一直在想像的朱古力。

而這些童年的朱古力味道，就像旋轉門，在童年的舌頭快速地旋轉，要品嚐那些稍縱即逝的味道。一口咬下去，竟已嚐到歷盡滄桑的中年。

文字的味覺

吃飯的時候應不應該看書報？我的父親是老派的紀律主義者，他主張吃飯應該正襟危坐，專心致志，不能邊吃飯邊看書報。我幼受庭訓，耳濡目染，在餐桌上一定要表現出「吃飯要有吃飯的樣子」。

但我很快就違背這種庭訓。從中學開始，我就與父親的紀律背道而馳，喜歡吃飯時看書看報紙看雜誌，讓一切五光十色的文字，成為下飯的美餚。為了躲避父母的囉嗦、責罵，我往往藉故餐桌上太擠，自己夾一些菜放在飯碗裡，一個人跑到角落裡，恣意享受我的「書報大餐」，一邊吃飯，一邊翻看金庸在報紙上的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的連載，在《中國學生週報》上，讀胡菊人分析為什麼瓊瑤的愛情小說不是偉大的小說。我一邊咬著祖母做的紅燒排骨，一邊在看報上描繪海明威吞槍自殺的新聞，想像他的腦袋怎樣在大口徑的獵槍下被擊碎，讓腦漿飛到牆壁和天花板上，我口中咬著的排骨，在那一剎那間，赫然變成一頁美國文學史。

因而吃飯的時刻也是閱讀的時刻。我從此不會抱怨菜不好吃，也不會和姊姊妹妹

弟弟搶奪雞腿和鹹蛋。我真正的美食是那些文字，它們成為一桌又一桌流動的盛宴，讓我盡情享用，讓我享受文字的味覺與味覺的文字。

瓜子乾坤

如果童年的春節很佛洛伊德，那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嗑瓜子。這是很口腔化的活動。我從小就發現這種口腔活動的祕密，目睹一些姨媽、姑姑、叔叔、伯伯都有一種特殊的能力，把整顆瓜子放到嘴巴裡，乾坤大挪移，把瓜子完整地剝出來，然後把殼完整地吐出來，乍看好像完全沒有吃過。

但我始終沒有學會這套戲法，總是很笨拙的用大牙來咬，用兩隻手來剝，倒是我的姊姊們都很厲害，她們不屑搞口腔內剝瓜子這一套，說太髒太噁心了，但見她們單手放在嘴邊，一咬一吸，就細細咀嚼瓜子的味道，有時候她們說要把剝好了的瓜子分一點給我，讓我受寵若驚。但我似乎從小就有男孩子的矜持，說不願分享姊姊們的口水，不要她們為我剝好的瓜子。

瓜子也許是中國文化的親密載體，承載著那種閒適與玄機。它吃不飽也吃不膩，

但卻可以打發時間和消除人際關係中的尷尬場面。從張愛玲到高陽，發現中國人吃瓜子的場合可以充滿戲劇的張力，一嗑一吸一吐，氣定神閒之際，卻可能暗藏厲害的殺著，讓人防不勝防。

臭豆腐人生

沒有什麼東西比臭豆腐更好吃。

記得這是童年時一位叔叔的名言。他有一次和父親聊天，聊到他對吃的心得，說他吃遍了山珍海味，但返璞歸真，還是覺得臭豆腐最好吃。

我那個時候還不到十歲，從來沒吃過臭豆腐，但這位父親朋友的美食心得，早已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刻的烙印。

差不多到了小學快畢業了，才第一次吃臭豆腐，覺得太臭太難吃了。

尤其加上那些蒜頭和辣椒，吃了立刻「上火」，口腔內立即長了小包包，讓人覺得臭豆腐是一種危險的食物，不敢再吃第二次。

到了上大學之後，才再次吃到臭豆腐。記憶中是在臺北的街頭，和一位臺灣同學一塊吃，竟意外地覺得非常好吃，顛覆了童年時期的感覺。

我於是想起了童年時那位叔叔的話，發現臭豆腐也許是成年人的食品，要在人生走向比較成熟的時候，才能嚐到那種在惡臭中發現香味，在又衝又辣的氣味中發現人間的美味。

這本來就是人生的味道，苦中作樂，甘苦相連。

吃一口臭豆腐，也是吃一口多層次的人生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