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對話的歷程：臺灣現代自然書寫1980-2003年間的演化概述＞

和西方自然書寫在數百年的時間裡，從田園牧歌到自然科學的啟蒙，而後又轉向環境倫理的思索之發展進程不同，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中，這三種主要系統的重要作品，幾乎同時發仞（1982 年的《旅次札記》、1983 年的《田園之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彷彿數百年的自然書寫歷程同時遷徙至這個島嶼，並受此處複雜的文化組構所影響，發展出其獨特的生態。

劉克襄在1996 年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中將自然書寫分為三種型態，一是具報導性質的「環保文章」，二是「承襲傳統天人合一，反應遁世思想；或避離城市文明，陳述反現實社會體制的想法」的「隱逸文學」。另外還有一型作品具有這樣的特色：「不以新聞性的生態報導內容出現。更多時候，它被知悉時，都是以傳統文學裡的散文、雜文形式表現。比較特殊的是，它挾帶著更多自然生態的元素、符號和思維出現了。」劉克襄這篇文章，大致替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面貌定了調。日後的論述者雖然在細部有些調整，但其實都不離這三種基型，或根本是論述者與其它範疇的自然書籍發生了混淆。

而對於「環保文學」與「隱逸文學」的名稱，會在Book 2 的分論中解釋何以本文要稱之為「環境議題報導」與「簡樸生活文學」。這些類型其實都是屬於「自然書寫」裡因不同表達模式，或作者所持的環境倫理觀不同所遞衍出來的。

由於對社會事件往往是直接的反應，因此當臺灣產生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價值時，首先受到注意的是環境議題的報導，與具有抗衡文化意味的，實踐簡樸生活的田園文學。另一種融鑄自然觀察知性與感性書寫的系統，卻必須經歷較長時間的沉潛後，才受到注目，從而發現其中的價值。這三種類型其實是不同的書寫策略。我認為，前兩種類型在未來仍有另一階段成熟，或與第三種類型相互滲透跨界的可能性。

在某種事物長期發展的過程，按照其發生變化，來劃分階段，藉以凸顯出每個階段的特點，是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必要過程，本章將採取兩個理由選擇時間的切分點。第一是考慮影響整個社會的事件，以及在整個臺灣環境史上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第二是出現某種新型態的書寫，且此一種書寫有延續的可能，或有後繼的追隨者。易言之，是以「自然書寫史」的眼光判斷該作品是否具代表性。因此，或許有部分作品現今來看並不出色，或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成就不高，但仍應在自然書寫史的脈絡中據有一席。

劃分時區的理由是在論述上有一較清晰的脈絡，事實上，文類的變動與演化往往是緩進的，偶有革命性的發展也必須有蘊釀期。因此時區的劃分並非硬性地定在某個時間點上，而是一種提示作用─當我們回顧臺灣自然書寫的書寫歷程時，它在大約這個時間點的前後，出現了新的風貌。

而在每個分期之下，我會提出代表性的作品與其在整個自然書寫史上的脈絡關係，至於更細部的解讀，會在Book2 中再詳述。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書寫自然」歷史的概述，雖然以本文所定義的討論範疇（即文學範疇的自然書寫）為主要敘述對象，但為了能呈現出較完整的風貌，與各種類型書寫之間的對話關係，其它部分較廣義的自然書寫作品，也會加入敘述。整個關於當代自然書寫流變的概述，恰可視為一個自然書寫者與自然的對話歷程。

聽到土地的呼聲（1980-1985）
由於報導文學的揭露與學者專家、文化界人士的呼籲，1980年3 月1 日及10 月22 日，行政院長孫運璿兩度指示保護淡水紅樹林。這是政府首次聽到知識份子代土地傳出的呼聲，給予善意的回應。隔年，彰化花壇鄉一百一十六位農民集體向地方法院提出告訴，控告該鄉八家窯業磚瓦工廠排放有毒煙害，造成稻作歉收。這是臺灣地區第一宗集體反污染訴訟事件。最具象徵意義的是─由農民勝訴。在過去，污染者與被污染者之間的「法律鬥爭」，被污染者從未獲得法律上判定是「被害」的一方。

而這種訊息的傳遞則有賴有效的管道。七○年代，臺灣媒體的報導語言已脫離過去制式化、公式化的方式，逐步轉型為較為深度化、解釋化，以及新新聞化的報導體。由於報導的篇幅拉長，文字發揮的空間擴大，在滲入更多文字技巧後，「報導文學」才有實踐的可能。1978 年，時報文學獎增設第一屆的報導文學獎，由於時報文學獎在臺灣文學獎項中深具代表性，報導語言與文學質素相互影響，出現了一批新型態的作品。一批作者取得了發言的機器，成為土地呼聲的代言者。

有的作者不只想扮演傳遞土地呼救聲的中介者，而選擇不斷在這塊土地上旅行、觀察，進行以了解為前提的深度反省，不但要停止傷害自然，還應該了解自然。

另一批作者也未走向高聲呼籲的道路，他們對城市文化、工業文化對母土的戕害感到痛心也感到失望，於是回歸田園實踐簡樸生活，並將這種低度消費的生活書寫出來，告知世人還有另一條道路可走。

這三種書寫型態，呈現出這個時期臺灣自然書寫的三種對應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