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踏車的考驗

　 步出放射治療中心的那天，我決定騎腳踏車回家。我很喜歡在巴黎騎腳踏車，我一直特別珍愛這段路程。若依照我剛得知的消息，我最好還是搭計程車回家，像我這種狀況的人實在不適合在凹凸不平的馬路上騎腳踏車。然而，正因為我剛得知的消息，我更需要透氣。

　 那是去年六月十六日，我做了核磁共振攝影（MRI），報告結果不樂觀，圖片顯示出一個布滿血管的大型球狀物，填滿多年前我動了兩次手術，在右前額葉挖出的坑洞。我的腫瘤科醫師猶豫不決，但他不認為是腫瘤復發，而以為是最近一次放療的副作用所引發的腦水腫，不過他不能完全肯定，必須等候放射科醫師的意見，但放射科醫師過兩天才會回來。

　 無論是腫瘤或是腦水腫，這個在我右前額葉蓬勃發展的東西直接威脅了我的性命。由於它體積龐大，壓迫我的頭顱，只要體內承載的壓力稍有變動，例如一個突如其來的搖晃或撞擊，我便有可能瞬間喪命或半身不遂，當我想到我才剛剛結束的美國三日行，格外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任何空中亂流都有可能引爆我頭顱裡那顆像是拔掉保險栓的手榴彈，讓我當場死亡。

　 離開放射治療中心時，我打了一通電話給我妻子，我告訴她：「情況不好。」便痛哭起來，我聽見她在電話另一端號啕大哭。我扯心裂肺，實在無法把自己關在車廂裡，背負如此沉重的心情穿越市區，於是我不顧頭顱裡有顆隨時可能引爆的手榴彈，逕自騎上腳踏車。我很清楚自己所冒的風險。

　 當我和朋友聊到這件事，他們都瞪大眼睛看我，不能理解。他們知道我並不絕望，也不至於氣餒，但我究竟被什麼沖昏了頭，讓自己瀕臨如此重大的危險？我有自殺的衝動嗎？或許我突然有個「浪漫」的念頭，想死在巴黎街頭？還是我想為還得忍受好幾個月的痛苦和焦慮做個了斷？

　 通常，我會半開玩笑地回答：「我總不至於就這麼丟掉我的鐵馬吧！我很寶貝這部腳踏車，它是我的『旋風125』。我們怎能想像蒙面俠蘇洛將他心愛的座騎拋棄在荒郊野地呢？」雖然我的腫瘤科醫師告訴我這是腦水腫，即使我很想相信他們，但我知道我得做最壞的打算。我心裡真正的答案其實是：我已經無路可退了。我突然有一股需要，需要「測試」我的勇氣，看我面對這場關鍵戰役能否動員像前兩次手術一樣多的魄力，如今我多了二十歲，腦裡長了一顆更大的腫瘤（如果真的是腫瘤的話），我需要更多的勇氣與冷靜。

　 雖然我似乎很瘋狂、很莽撞，但「腳踏車的考驗」讓我體認到我對生活的熱忱絲毫未減，我仍然懷有堅定不拔的意志力，我也知道我不會輕言放棄。

生命俱樂部

　 埃米爾陪在我的身邊之外，我的另外兩位弟弟法蘭克林、愛德華也陸續來到，帶給我慰藉，他們的陪伴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我非常疲倦，思緒不清，又有許多實際雜務得處理；除了辦理住院手續之外，也得跟醫師討論接下來該採取的措施，我和那些照顧我的人該如何因應？是因為腫瘤造成的壓力嗎？我感覺腦筋停止運轉，我不能思考，無法做決定，我需要完全信任的人給我精神上的支持。

　 我的妻子有孕在身，不能如她所願經常來科隆看我，況且我開完刀後，大腦植入放射粒子，我身上發出的幅射線可能危害她肚子裡的寶寶，我們只好以長途電話聊以慰藉兩地相思之苦，而我們互通的情意讓我的心情平靜不少。

　 我像得到上天的眷顧，獲得親朋好友的協助，而我又何其有幸出身於成員眾多的家族（四個兄弟，二十多個表姐弟，而且大家相親相愛，互助合作），所有人瞬間聚集在我身邊，他們不辭舟車勞頓，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我住在科隆醫院期間，我的弟弟們輪流照顧我，避免讓我獨處，每個晚上，他們總有一個人睡在我身邊的低矮行軍床上。我記得有一天夜裡起來上廁所，把當晚值夜的守護天使吵醒……因為我倒在他身上。虛驚一場後，我們放聲大笑。

　 我們雖然經歷一場重大的手術，但終究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早晨聆聽音樂，晚上觀賞影片，白天欣賞嬌美的德國護士，這個活動令人生氣蓬勃，我極力推薦。幸運的是，我住院期間正巧遇上世界杯足球賽，我看得如癡如醉，同時體認到我一直把全付心力投注在工作上，長期忽視這個古老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