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框外的真實──顏蘭權與莊益增

「每次看到他們都像看到遊民一樣，想要問他們甘無呷飯！」吳念真導演這麼說。
莊益增與顏蘭權個子都不高，兩人外表看起來乾癟削瘦，喜歡戴帽子，穿著比自己身形大一號的深色T 恤和New Balance 球鞋，無論在何時，總像被一片揮之不去的憂愁之雲籠罩，彷彿有著捱不完的煩惱。低調的他們不會刻意與人交往，但只要一談起有意思的話題卻會聊個沒完，一搭一唱，互相消遣對方。淡泊、隨性、率直、憨傻、認真，這是許多人對他們的認識。

錯誤的第一步

兩人成為情人，是在1999 年之前；兩人成為拍攝搭檔，則是從1999年開始的。
在那之前，顏蘭權從東吳大學哲學系（輔修社會系）畢業，一年之後，隨即在家裡的支持下出國念電影，身為家中的老么，集各方寵愛於一身，從小她收到的禮物就是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幻想」自此在她的生命

中打下樁基。在高雄市前鎮區長大的她清晰記得，早在十四、十五歲就嚮往電影的世界，時常翹課去電影院，好奇著電影究竟是怎麼拍成的，她就是有股強烈的渴望想要參與這個不可思議的造夢工程。她先是到法國，卻因進入電影學院的門檻太高，法國也普遍較強調理論而非創作，輾轉到了英國繼續追夢。

「我在台灣完全沒有電影經驗，當時申請劇情片結果被打叉，後來聽說一位導師（tutor）看到我那個拍破爛藝術節的影片，就說把這個撿回來學紀錄片好了。那位老師對我說，紀錄片是所有技巧的學習。」就這樣，顏蘭權進了雪菲爾哈勒姆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研究所一年級時（Postgraduate Diploma）攻讀紀錄片，二年級時她又轉回劇情片，最終取得了電影／電視製作的碩士學位（Master Degree）。而她最喜歡的導演是就是已逝的英國獨立電影先驅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1999 年9 月21 日，台灣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地震災害，中部地區哀鴻遍野，就像戰爭後的荒城。同個時間，顏蘭權從英國回台灣不久，她的電影劇本計畫得到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剛去了趟法國進行田野調查，不料才回國一週，就碰上了大地震。

她窩在台北的住處，每天坐在電視機前，腦袋一片空白，接收災民的哀嚎、國軍的英勇救人事蹟、大企業的愛心喊話、政府的援助政策等等資訊。兩個禮拜之後，她突然對這些千篇一律的轟炸感到疲憊，厭倦極了政治人物不切實際的話語，不滿電視上出現的各種良善、溫馨、憤怒、無奈的片面情緒和印象。「真正的災區究竟怎麼了？」她這麼問自己，相信一定還有些什麼是在電視框之外的。這股單純的念頭和衝動，後來領著年輕熾熱的她踏入紀錄片的世界。

她和三位朋友一起駕車前往災區，帶著一台非常小的DV 攝影機（SonyDCR-TRV900）想去尋求自己的真相。剛開始面對那些被地震破壞的景象，大夥總會發出驚懼的哀歎聲，也能與各地朋友討論或聆聽他們的心情。但日子一天天過去，每天映入眼簾的儘是灰濛濛的殘破景象，一幢幢坍倒的房舍與建築物，一張張雙目無神無魂的臉孔，一鄉鄉滿目瘡痍的城鎮。逐漸地，他們四人被週遭低壓的氣息逼得無法喘息，彼此之間越來越無言以對，沉默不語是面對懼怕無措最好的表達方式。顏蘭權回憶：「我跟朋友開車繞了災區一圈，那趟旅程是很恐怖的記憶。還記得每到一個災區，總會看到一些人在斷垣殘壁之中挖掘自己剩下的東西，那種經歷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想像的，也不單單只是親人的喪失，那是整個生活的崩毀。」

旅程的第六天，恰巧是父親六十九歲生日，家人打電話責備顏蘭權怎麼沒有回家替父親祝壽。當時的她認為這個百年災難實在是比父親生日要重要得多，但她還是打了電話向父親道歉，並且允諾明年七十大壽時一定會在父親身旁，「爸，我跟你說地震是台灣的災難，這個比較重大，生日你明年還有，明年我一定陪你。」父親說：「好啊！我沒意見，是妳姊姊一直罵妳。」

旅程的倒數第二天，他們來到了一個原住民帳棚區，但除了顏蘭權外，沒有人願意下車。她拿著攝影機想拍點什麼，災民們卻以為她是記者，一擁而上，熱情地對著鏡頭講述他們的慘狀，希望能夠幫忙傳播出去，以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救災資源。災民們的一廂情願和誤解，讓只是憑藉著衝動而來，內心沒有特別想法的她心虛不已。一個小小的影像工作者能做些什麼呢？只能努力持好攝影機，錄下他們的情緒和期望。突然間，一位原住民阿嬤抓住她的手，說「好冷，好冷，有沒有棉被，一條棉被。我，我..好想回家。」

旅程的最後一天，他們到了災情慘重的中寮鄉，天色接近暗暝，但鎮上卻無一處燈火，只有三兩居民默默佇立在房厝前。這是座真真正正的死城，死寂的氛圍透植大地，沒人有勇氣下車。半小時後，有人提議「我們回台北好嗎？」大家一致同意。回台北的路上，為了避免沉默的尷尬，大家東一句西一句地胡亂講話，卻沒有人提起災區的經歷。隱藏在喧鬧之下，是任誰也不願提起的，現實的慘景以及生命體驗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