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中典律具現的形態，最常以文本聚集的方式出現，即我們經常可見的各種文學選本。例如西方《亞歷山卓典籍》（Canond’Alexandrie）便是摘取古希臘史詩等文類作為典律，中國的《昭明文選》、《唐宋八大家文鈔》，皆是如此。聚集在選本裡的文本，為審核者發出典律之聲，並成為審核者心中那份典律藍圖的鐵證。這些文學選本的編選者，如果未在選本中吐露其編選理念與品味，那麼讀者、研究者便得在眾多被選入的文本中，尋找其在精神、內容、技巧上的同質性。這時選本中的典律方才能浮現，只是其典律形態，隨著讀者與研究者各自的差異與著重點的不同，而顯得較不穩定。但是大多數的狀況是，編選者（即審核者）總會在選集中，將所欲以傳達的典律，透過「露骨」地對文本直接批評意見，或在前言、後序的總評說明中，概念式地呈現其典律主張。

特別是以詩選呈現典律的例證，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可謂不勝枚舉，其中又尤以明、清兩代為盛。而在臺灣現代詩史，創世紀詩社在1960年代運用《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詩選方式，更是影響臺灣戰後詩壇中，現代主義典律生成的重要選集。

不過，當然也有「逆向」操作的典律生成形態。即先建立預先原則與目的，透過一些策略，刺激文本的出現。例如唐代律賦的生成，還有清代八股文取士等等的案例，都是如此。而臺灣1950年代由政府所推行的反共文藝，以廣泛的政治力量深入文學體制，除消極性的管制作品外，更運用相關獎勵政策刺激合於其政治典律的作品出現，則可說是新文學部分的最佳範例。

至於典律的影響力，則表現在抑揚文學文本，以及塑造讀者文學品味之上。前者使得文學典律成為一種判準文學價值的教條，排擠非典律作品至文學場域的邊緣地帶。後者由於讀者的接受，使得審核者的典律不再只是其自家書房內的價值，因此可以說，典律的形成過程中審核者雖然具有主動權，但是卻必需仰賴讀者的尊崇，才得以完成。而尊崇行為中所含括的傳誦與模擬動作，都使得典律的影響力延續，特別是對典律文本的模擬，使得讀者對典律作品進行實際揣摩，而變成創作者。由於這樣文本、審核者、讀者、創作者的共同參與，使得典律運作不僅止於文學評價的問題，更是一種文學生產的機制。只是有時一個文學典律系統，在景從者的過度模擬下，其末流亦往往呈現種種流弊。

典律流弊刺激反抗既成典律者的出現，在文學史中是無例外的鐵律。典律雖由於其自身的價值系統，得以對文本進行優劣取捨的評斷，但是檢視其影響的有效性，還是在於其讀者的接受與否上。因此，在典律論述之中，研究讀者為何會接受典律，實為一重要的課題。如果說讀者對於一套文學典律的接受，是代表他與審核者在文學價值上的有所匯通，那麼，為何會造成這樣的匯通呢？讀者又為何願意遵循典律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