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詩歌的翻譯改變了中國現代新詩的語言表達。任何民族的語言在同其他民族語言的交流過程中都會受到影響，而翻譯在引入外國詩歌時，也自然地會豐富我國新詩語言的辭彙；這些辭彙不完全是音譯外來語，其中也有根據本國語言意譯外國新思想、新觀念而產生的新辭彙。二十世紀初在翻譯詩歌中引入或產生的辭彙，幾乎是伴著中國現代漢語的產生而同時出現在中國新詩中，它已經成了中國新詩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今天的詩歌創作離開了這些辭彙就難以為繼。翻譯外國詩歌不僅為中國新詩帶來了大量的新辭彙，而且由於翻譯表達的需要和原語構詞的特點，中國新詩語言的構詞方法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當然這種變化也是中國新詩語言歐化的表現。中國新詩詩行的變化一方面是由詩歌節奏和詩歌情感的變化引起的，另一方面也與句子表達方式的變化有關。歐化在中國新詩語言上的體現除了辭彙、詞法之外，句法可以說又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表徵，很多詩人「寧可學那不容易讀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卻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風格」 。可以確定的是，譯詩語言使中國新詩的語言染上了濃厚的歐化（準確地講是外化）色彩，從積極的方面講，朱自清認為譯詩「可以給我們新的語感，新的詩體，新的句式，新的隱喻」 。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接受外來影響的同時必須認識到中國新詩語言不可更改的民族特性，才能夠使中國新詩在借鑑譯詩的基礎上煥發詩性光彩。

外國詩歌的翻譯促進了中國新詩形式的發展演變。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翻譯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的翻譯成就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模式：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不僅為政治小說的翻譯做了學理上的宣導，而且開啟了中國翻譯文學的功用性目的；嚴復《天演論》的出版宣告了「信」、「達」、「雅」必將成為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的理論圭臬；林紓翻譯的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次年出版時改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改變了人們對外國文學的偏見，提高了翻譯文學在中國的地位。自此以後，外國文學的大量翻譯和廣泛傳播逐漸改變了中國固有的文學格局，促進了中國現代新文學多種文體的發展。首先就戲劇而言，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戲劇新品種話劇是在「建設西洋式新劇」 的號召下發展起來的「一種西方戲劇形式」 ，翻譯戲劇對它的影響程度可想而知。就小說而言，清末興起的小說翻譯熱潮對原本遭受歧視的敍事文體來說，其地位經歷了由侍從到顯貴的戲劇化轉變。陳平原先生在論述二十世紀初小說盛行原因時認為「域外小說的輸入是第一推動力」 ，「不得不把域外小說輸入造成的刺激和啟迪作為中國小說嬗變的主要原因」 。新詩發展所獲得的刺激、啟示與戲劇、小說一樣，其原動力來自中國詩歌內部的裂變和外國詩歌的翻譯。中國新詩文體發展演變的軌跡其實就是外來詩歌影響的軌跡：「五四運動產生了許多詩歌流派，比如浪漫主義詩派（郭沫若）、大眾化詩派（劉半農）、小詩派（謝冰心）、湖畔詩派（馮雪峰）、新古典主義詩派（馮至）、新格律詩派（聞一多）、革命詩派（蔣光慈）、象徵主義詩派（戴望舒）。總之，這些詩派和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國詩歌（包括東方和西方的詩歌）的啟示和影響。」 據此，有學者認為應該從接受西方詩歌影響的角度來撰寫新詩發展史：「如果編這樣一部文學新詩史也是很好的，即從新詩接受西方詩歌影響的角度來編寫，考察新詩在發展過程中到底接受了多少西方的影響，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哪些影響的接受較為成功，哪些則只起迷惑的作用。」 總之，「新文學的小說、詩歌、戲劇形式上較多舶來品，借鑑外國從頭做起」 ，沒有外國詩歌的翻譯，現代新詩至少不會與傳統詩歌拉開如此大的審美距離，並迅速地確立起文壇的正宗地位。

中國現代新詩文體的資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古代詩歌、外國詩歌以及新詩自身的文體積澱。而新詩文體又是在外國詩歌尤其是外國詩歌翻譯體的啟示下得以發生和發展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外國詩歌的翻譯體是中國現代新詩文體的主要資源。卞之琳承認自己的詩歌形式技巧受到了三個方面的影響：「平心而論，只就我而說，我在寫詩『技巧』上，除了從古、外直接學來的一部分，從我國新詩人學來的一部分……我在自己詩創作裏常常傾向於寫戲劇性處境、做戲劇性獨白或對話，甚至進行小說化，從西方詩裏當然找得到較直接的啟迪，從我國舊詩的『意境』說裏也多少可以找得到較間接的領會，從我的上一輩的新詩作者當中」 自然也能找到直接的聯繫，充分說明了外國詩歌的翻譯對中國現代新詩的文體建構具有不可或缺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