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

一九六二年十月，我抵達劍橋大學當研究生。我申請跟霍伊爾（Fred Hoyle）做研究，他是當時英國最有名的天文學家，也是穩態理論的重要捍衛者。我說「天文學家」，是因為當時宇宙學遠非公認的正式學門。我想要在這裡做研究，是因為某年夏天聽了霍伊爾的學生納里卡（Jayant Narlikar）講一門課而受到啟發。然而，霍伊爾的學生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很失望被分給夏瑪（Dennis Sciama），我根本沒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霍伊爾經常不在，我不會得到他太多注意。相較之下，夏瑪一般都在，我可以隨時找他討論。我不同意夏瑪諸多想法，尤其是馬赫（Mach）原理，這是指物體的慣性是由宇宙裡其他所有物質所賦予，不過這反倒激發我拓展自己的想法。

當我開始做研究時，有兩個最令人興奮的領域：宇宙學和基本粒子物理。後者非常活躍，是變化快速的領域，吸引絕大部分最優秀的頭腦，而宇宙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發展則停滯在一九三○年代。費曼（Richard Feynman）是諾貝爾獎得主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曾經對參加一九六二年華沙舉辦的廣義相對論和重力會議，留下一則饒富趣味的紀錄。在寫給妻子的信件中，他提到：「從這場會議中，我沒有得到什麼，沒有學到什麼。因為沒有實驗，這行死氣沉沉，極少優秀的人參加研究。會議中一大票庸才（一百二十六名），對我的血壓很不好⋯⋯記得提醒我，下次別再參加任何重力會議。」

當然，開始做研究時，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不過，我覺得那時候研究基本粒子太像念植物學了，量子電動力學（研究支配原子化學與結構特性的光電理論）已經在一九四○和五○年代全做完了，當時注意力轉移到原子核內粒子之間的強弱核力，但是與電動力學相似的場論似乎未能解釋實驗結果。劍橋學派更是主張沒有基本的場論，一切皆由正則性（unitarity）（即機率守恆）與粒子散射的某些特徵模式所決定。事後看來，當初這套說法會成立還真是令人吃驚，我還記得弱核力統一場論起初也備受嘲笑，結果最後成功了。反之，S 矩陣分析研究至今已被完全遺忘，我很高興沒有在劍橋進行基本粒子的研究，否則那個時期的研究將無一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