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一、緒論：民族‧大眾‧鄉土

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隨著研究的日漸增加，以及戰後台語文學論述與實踐的強化，其過程及其論述內容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但在解釋上則似乎尚未能清楚呈現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1954年廖毓文發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 一文，以大量引文方式回溯了當年起於1922到1933年間台灣文字改革運動的過程，使得戰後台灣文學界得以通過此一文獻，重新認知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語文改革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廖毓文宏觀地從「台灣文字改革」的視角切入，認為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乃是應台灣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後「對於普及的方法，要銳意的予以考慮」的時代要求而生。2 他將日治時期的文字改革運動分為「白話文運動」、「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等三個內容，台灣話文運動下又細分為「台灣話保存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兩者。作為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廖毓文持平地使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台灣話文運動中贊同與反對者的各家論述，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語言主張的鳥瞰圖；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台灣文化作為日本「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

廖毓文並未具體分析台灣「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如何，但是在短短十一年間台灣文學界出現以中國五四白話文學為藍本的主張（白話文運動）、以西方教會羅馬字為範本的主張（羅馬字運動），以及以漢字創造台灣話文的主張，若再加上1937年日本總督府廢除漢文之後展開的全面採用日文書寫，則殖民地台灣的語文狀態就相當複雜地徘徊於中國白話文、西方羅馬拼音文、台灣話文與殖民統治者限制的日本語文之間。採用什麼樣的文字，才能有效發展台灣文化？用什麼樣的語文來創作文學，才是最恰如其分的台灣文學？顯然已經使得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因此陷入「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3 的弔詭困局之中。這使得這個階段的台灣文學界也因此不斷辯爭，白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台灣話文論爭」，乃至於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運動之遭到冷漠以對，都具體說明了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徬徨猶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