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并序（摘錄）

高明士

中華法系（或曰東亞法文化圈）是七、八世紀以後到近代以前，在東亞地區以中國法律（尤其是律典）為主導而發展出來的法律體系。七、八世紀以前的東亞各國法律，都是屬於中華法系的醞釀時期。中國在大一統以後，法律演變過程，大致是秦朝為法家化法典，漢以後的法典逐漸儒教化，魏晉更具體進行，至隋唐而完成儒教化法典，呈現於律、令、格、式諸法典。《四庫提要》對《唐律疏議》的說明，提到：「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這是最簡單而且具體指出唐律的特質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學界經常引述，也就是最具有共識的地方。只是由此出發，再詳論中華法系的內涵時，就言人人殊。

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於禮，所以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篇》）而「唐律一準乎禮」，說明唐律的立法原則正是依據禮，也可說固有法都是如此。何謂禮？朱子釋曰：「制度品節也。」（《四書集註‧論語‧為政》「齊之以禮」註）析而言之，禮可謂有三義，此即：禮之儀、禮之制、禮之義。禮之儀，如《儀禮》、《開元禮》所示，呈現在五禮（吉、賓、軍、嘉、凶）儀注、儀式；禮之制，如《周禮》、唐令之《祠令》、《衣服令》、《鹵簿令》、《儀制令》、《假寧令》、《喪葬令》等，表現在國家社會諸制度的規範；禮之義，如《禮記》及唐律（含《義疏》）令等，從尊卑、貴賤、親疏、長幼，乃至男女之別等方面，闡述禮的精義。就此意義而言，要了解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關係時，律令是最佳的素材，尤其是律典。這是因為令典存在時間較短，且對東亞諸國影響不一，只有律典影響最為深遠，所以循由律典去探討儒家思想，已可掌握中華法系精髓之絕大部分，特別是禮之義與禮之制。禮之義，主要呈現在天地之序與人間倫理秩序；禮之制，顧名思義，呈現在禮制方面。本書所收諸篇論文，是就研討會諸論文當中有關申論禮之義、禮之制者，茲簡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