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西潮的中斷：抗戰與內戰時期的新文學
 
一、西潮與世界主義
 
西潮東漸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遭遇到史無前例的變化，從一個古老的東方文明，逐漸追隨著西方文明的模式而蛻變。在抗戰前夕，國家的典章制度、社會行為，以及國人的衣食住行，都開始背離傳統，按照西方的社會形態、生活方式轉變。這種轉變，可說是步日本的後塵。國人目睹日本自明治維新而後快速西化，不旋踵而躋身列強，這個前例對中國人的誘惑實在太大了，因此直到抗日前夕赴日取經的國人絡繹於途。西方的事物除少數直接由西方的傳教士、商人以及中國留學西方國家的留學生帶來以外，大多數反倒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二手資訊。文學也不例外，郭沫若就曾宣稱：「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郭沫若 1928）但中國的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的並非日本的本土文化或日本的傳統，而是日本學得的西方的成績。這種日本的影響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惡面目後才逐漸中斷。
 
不論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西化，還是直接由西方國家而來的西化，總之都在拉近東西方的距離，似乎趨向中國固有的一種「大同思想」。從西方人的眼光看來，中國的「作家們在介紹西方文學的時候，認為自己不僅是教育者，而且是參加者，甚至是改革創新者。由於西方宇宙總體思想的影響，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文化的繼承人，應當把這種文化傳播給國內的同胞；並且以自己的貢獻，推動世界文化的發展。」（麥克道格爾 1990：41-42）對於世界文化，澳洲漢學家麥克道格爾又說：「二三○年代西方文學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在於它在中國作家中間培養起一種世界主義的意識；西方文學提供的文化財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種意識的發展。」（麥克道格爾 1990：57）
 
當日的所謂世界主義，就如同今日我們所稱的「地球村」一樣，在觀念上認為世界各地的文化必然趨向一致化，其模式就是歐洲工業革命後由英法等國開端的資本主義經濟、工業生產與民主政治，而事實上二十世紀也正是如此發展的。因此回首來看五四以後的向西方文學取經的新文學運動，實在是一種無能避免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