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Part One
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Emergence of Its Publicness
 
第二章　國家交響樂團的研究定位：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
Chapter Two: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Sociology
 
本章透過Giddens對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的討論，來說明國家交響樂團如何進行音樂實作，包括它如何協商它自身的古典音樂身分；如何協商社會意義；如何穿梭於不同場域，而形成「公共」；如何身處結構，而能維繫能動，並藉 Bourdieu 的「場域」（field）理埨，探討交響樂團行動者與不同層次權力場域之互動。
 
本章先從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學者 Williams（1981）對於文化（culture）如何成為社會學（sociology）主題而形成之「文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出發，來對於上述研究主題做理論、方法及文獻上的定位；本節透過文化的界定及用途（in use），來定位國家交響樂團作為研究主體，可行性的聚焦面向。
 
第二節回顧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爭辯，包括 Giddens 聚焦於人經由行動而再生產社會結構的「能動性」討論；以及 Bourdieu 強調資本（capital ）、慣習（habitus）以及場域爭鬥（field）的實作邏輯，試圖定位國家交響樂團作為行動者，在不同場域的重疊與交互作用經驗，如何成為具能動性的主體，不斷滲入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亦同時成為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
 
第三節，本節以國家交響樂團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如何與「公共性」對話，為後面章節研討「行政法人化交響樂團」預做研究定位。本節藉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結構轉型做相關考源及評估主張，包括它如何浮現、衰退以及再封建化，用以接合行政法人論述。另外，本節朝向 Bennett「將政策放入文化研究中」（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的主張，認為 Bennett 以 Foucault 的 governmentality（治理性），可作為修正並重建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參考，因而批判理性及公共性仍具潛力存在於現代的文化機構；而這項意見，將作為本研究考察國家交響樂團之能動表現的研究意喻（im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