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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首先問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如何認識她的。當然，他們早已知道了，這絕不是他們提問的目的，絕對不是。
 
我記得路克受訓時曾告訴我，如果你已經知道答案，就只會問一個問題。律師不喜歡意外，更別提會留下紀錄的意外。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因為想知道日期、時間、地址等所有的細節，我相信他們會先做好功課，他們早就與羅伯特、也就是我的前老闆談過，知道我何時抵達愛丁堡，從哪一日開始上班。他們可能還掌握了我的行事曆，甚至可以說出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幾時幾分。
 
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想知道我說了什麼，而是想知道我怎麼說。我的視線會飄向右邊還是左邊？我是在回憶或是在編造謊言？他們會依據其他證人的證詞衡量我的說法，評估我是否能信賴、抑或是在撒謊。
 
所以他們提問時，我不會翻白眼，也不會抱怨他們浪費我的時間。我不會告訴他們，要我回想整件事幾乎讓我難以忍受，每當有人問起，我都必須再次重新經歷一切，幾乎讓我無法承受。我不會問他們知不知道一肩扛下所有責任是什麼感覺，我不會爭論這點，這麼做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會淡淡地吸一口氣、直視前方，將真相告訴他們。我不能緊張，不能滔滔不絕地說前往愛丁堡原本不在我的計畫之內。我不會要求他們記得我遭遇了什麼事，究竟為何要逃離倫敦，為何要來蘇格蘭。我不會提醒他們，我對於會發生什麼事毫無頭緒，也無法預期事情會演變得如此糟糕。此外，就算我能預料，當時的我也不在乎，那時我什麼都不在乎。
 
我只會盡可能簡單回答：我是在二○一一年一月六日，於朗凱勒街五十八號的地下室和他們見面的。而我沒料到他們當中有人會做出如此駭人聽聞之事。
 
當然，或許並非全然如此。即便以收容所的標準而言，這群人也相當難纏。羅伯特早已警告過我他們不好應付，因此我原本就不抱過多期望。
 
我在開學前一天到朗凱勒街的學生收容所與羅伯特見面。整棟樓除了我們以外空無一人，但我得拿表格、檔案與註冊名單。這些文件上大多貼滿了便利貼，註明孩子們的姓名與健康狀況。乍看之下，至少有一半的孩子都對某些東西過敏，包括堅果、花粉、空氣污染、麩質、霉菌孢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