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
 
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元成宗
   
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清聖祖
   
上述兩段引言，特意取自異族之君；無論係個人的傾慕之辭，或著眼治理的方便，均可彰顯孔子之教與治國密不可分。職是，亙古以來，孔廟祭典即鑲嵌在中華帝國的禮制之中， 並且變成帝國運作的要件，自可理解。拙文則旨在探討孔廟祭典如何變成帝國禮制的元素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孔子廟，簡稱孔廟，顧名思義，為祭祀儒學宗師孔子所設。原先只是家廟或祠堂的性質，但在後世則蛻化成官廟而具有強烈的公共性格。惟有在後一階段，孔廟祭典方與帝國禮制產生關聯。
 
一、從家廟到官廟
   
為了方便與後世官廟化的孔廟比對，讓我們先行簡略考察孔廟原初家廟的狀況。根據《左傳》所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為之誄，以「尼父」稱之，卻遭到子貢「生不能用，死又誄之」的「非禮」之議。 至於孔子立廟，《左傳》記述簡要，對孔子身後並無著墨。但千載之後，孔家後裔在南宋所編的《東家雜記》， 或於金代所撰的《孔氏祖庭廣記》卻逕言「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 衡諸史實，該說頗值存疑。孔子殁世為弟子所葬，蓋孔子生鯉（伯魚），年五十（哀公十二年），先孔子而逝，其孫孔伋（子思）尚屬年幼。 職是之故，清初孔繼汾（一七二一—一七八六年）雖為孔子六十九代孫，遠較晚出，卻能獨排眾議，其記述反為信實。他說：
   
先聖之沒也，弟子葬於魯城北泗上。既葬，後世子孫即所居之堂為廟，世世祀之。然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間。
   
因此孔子為弟子所葬，而廟堂則為後世子孫所立，以祭祀孔子，不無道理。距離孔子逝世三百餘年的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公元前八九年？）曾經歷魯，親眼目睹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他對孔子身後事有番記載。他寫道：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