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100年的歷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文學第一次來到中國，起先和英美文學不加區分地混在一起，後來又被看作「弱小民族文學」的一部分；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文學日益受到關注，澳大利亞文學也隨之興起；從1976年文化革命結束開始，各種體裁的澳大利亞文學都得以廣泛傳播，一直持續至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本文通過介紹以上各個時期的歷史背景，試圖探討1906至2008年間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理解情況。
 
最早到達中國的澳大利亞文學（1906-1907）
 
尼古拉斯‧周思在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會（ASAL）會議論文中指出，早在1921年，澳大利亞文學就到達了中國。當時茅盾選譯了瑪麗‧吉爾摩（Mary Gilmore），休‧麥克雷（Hugh McCrae）和羅德里克‧奎因（Roderic Quinn）所寫的四首詩歌，發表在一家中國雜誌上。不過，本人最近的發現卻把這一時間向前推進了15年。「我們第一位成功的小說家」蓋伊‧紐厄爾‧布斯比（Guy Newell Boothby）很可能就是第一個被介紹到中國的犯罪小說家。當時偵探小說風靡中國大陸，從1906年11月1日到1907年3月28日，布斯比有五個短篇發表在《月月小說》上，總題為《巴黎五大奇案》，儘管他被錯誤地標成「美國偵探小說家」。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當時另一位成功的澳大利亞小說家、《雙輪馬車之謎》（Mystery of a Hansom Cab）的作者弗格斯福爾斯‧休姆（Fergus Hume）也被翻譯成了中文。他的小說《紫絨冠》於1907年5月12日第一次發表在了一家小說月刊《新新小說》上。同樣，他也被錯標成了「英國人」。這種情況直到1988年還有出現，如歐陽昱翻譯的澳大利亞詩人加里‧卡塔拉羅（Gary Catalano）的一首詩，《河流》（「The River」），在長春的《中外文學》發表時，該刊就把他錯誤地打上了「美國」標籤。
 
有趣的是，休姆的小說是由兩人合譯的，由蘭言口述，巢人筆頭整理，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通行做法。在譯本中，譯者甚至還插入了對英國法律的注釋，並將其與中國法律相比較。例如，「況英國為立憲之國，在律法上犯罪者非有真實語氣，不能以疑似之間即行拘捕，不比東方老大專制帝國，可用政府之權力，將無罪平民，置之囹圄。」
 
澳大利亞文學：「弱小民族」文學的一部分（20年代與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