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可以不帶一絲譏諷的說，才華出眾的敵人真是使我受益不淺。雖然令我受苦，畢竟他們是我的敵人，但是我卻虧欠他們大大的人情債，因為敵手令我精力倍增，而且還驅策我踏上新方向。我們的創造生涯中，很需要這類人物。如同英國哲學家米爾（John S. Mill）曾經說過的：「當曠野中沒有敵人時，老師和弟子都會昏睡在崗哨上。」

華森（James Watson），這位DNA構造的發現者之一，正是我生命裡的負面英雄。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他還年輕時，我發現，他還真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討厭的傢伙。

他於1956年進入哈佛，擔任助理教授，而我也是在那一年開始擔任同樣的職位。華森當時二十八歲，只比我大一歲。他帶著自己的信念來到哈佛，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由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而且生物學還必須改用物理及化學語言來重寫。他認為，從前所建立的「傳統」生物學（也就是「我的」生物學）當中，充斥著一批批才智平庸的人，這批人沒有能力把研究主題轉換成現代科學，只能扮演集郵者一般的角色。華森還用著強烈的輕蔑態度，對待生物系二十四名教員中的大部分人。

在系務會議上，華森輕鄙的態度更是射向四面八方。他特意避開尋常的殷勤及禮貌性對話，顯然是認為這樣的態度只會鼓勵保守派留在四周。大家之所以容忍他惡劣的態度，是因為他曾經有過重大發現，以及這項發現帶來的澎湃結果。

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分子革命已經開始以山洪暴發之態橫掃生物學界。華森年紀輕輕即已贏得歷史性的聲名，頓時成為生物學界的卡利古拉（Caligula，羅馬皇帝，生前即命令臣民稱他為神）。他享有特權，能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態度隨興而且極端不敬，並且還期待對方一定要把他的話當真。在他心裡，顯然他是「誠實的吉姆」—這是他回憶錄手稿的標題，後來才更名為《雙螺旋》。很少有人敢公開要求華森把話講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