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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在二次大戰期間、我唸小學的那幾年，這個綽號在我們紐華克地區有股魔力，即便對於那些從市中心王子街老街區遷移過來、仍未完全「美國化」到崇拜中學運動健將程度的年輕一代。具有魔力的不僅是這綽號，還有那張異於左鄰右舍的臉孔。在這所猶太裔占多數、而皮膚白皙的猶太學生稀少的公立中學裡，也沒有一個像誕生在我們「部落」中、金髮碧眼的西摩‧厄文‧黎沃夫那樣，下巴稜角分明，一張木然的臉宛如戴著維京人的面具。

瑞典人是三棲球星，擔任美式足球前鋒、籃球中鋒及棒球一壘手。唯有籃球隊曾兩度奪得市錦標，而他是得分王——對父祖輩多半未能完成國民教育、苦於生活壓力，視子女的學業成就勝過一切的全體學校成員而言，只要瑞典人能傲視群雄，我們球隊的命運也就無關緊要了。肢體冒犯，即便是在運動服、官方規則與不傷害猶太人的意圖的掩護下，都不是我們社區一向感到欣慰的事——高等學位才是。儘管如此，因為瑞典人，附近鄰里產生了對猶太社群，以致整個世界的幻想，一種全球各地體育迷共有的幻想：幾乎就像外邦人（他們想像中的外邦人），我們的家人能忘卻現實，將運動表現視為全部希望所冀。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忘掉戰爭。

我想，瑞典人之所以變得家喻戶曉並成為威克瓦西猶太人的太陽神，最好的解釋是美國對德日之戰及其所滋生的恐懼。當瑞典人在球場上所向披靡，生命無意義的表象便提供了一種弔詭、空想式的養分，以及在瑞典式的純真中感到快樂，給那些擔心永遠無法再見到兒子或丈夫而活在恐懼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