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春遍歷的時代〉

一九五○年，我二十五歲，依然努力地往返於幸福的山頂和憂鬱的深谷之間。從那時候起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我出發到外國旅行之前，我的生活情感始終劇烈地起伏。我經常受到孤獨的折磨，因此嫉恨世間平凡的青春，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怪異而莫名嗤笑的二十五歲老人」。為此，我時常鬧胃疼。我很想加入捕鯨船前往南極，曾透過報社內部的管道聯絡，但實現的可能性很低。

從這個時候起，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作品與現實生活把我的熱情分成兩半，其緩衝區—─就是日本所謂的社交，我必須做到不再為它煩憂。我之所以能夠明確地實現這個想法，是由於後來運動已融入了我的生活之中。這裡潛藏著有趣的悖論。每個人都需要有紓解壓力的緩衝區，然後從這裡汲取生活和作品的養分存活下去。後來我才明白，這個最理想的緩衝區，即是「無目的地舒展筋骨」，也就是運動。

……

前文已述，對飽受精神危機的我來說，我深切地感到必須去外國旅行。總而言之，一種情緒催促著我：我得離開日本，敞開自己的心靈，重新發現自我。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六歲，總之已到了獨自闖天下的年齡了。然而，現今想來，在美國占領的時代下，我覺得青年們的精神成長總受到某種莫名的制約。

至今，我仍記得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發的數日前，川端康成夫婦專程前來寒舍造訪，為我的「壯遊」(？)鼓勵的情景。而中村光夫站在細雨紛飛的橫濱碼頭上，熱情地給我送行的身影，現在仍歷歷在目。

我在文學上孤芳自賞，輕蔑庸俗的世間，竟然得到這麼多文學前輩的厚愛啊！難怪當我踏上「威爾遜總統號」的巨輪之時，我心裡踏實了不少。

直到出發之前，我仍徹夜寫作。我生平第一次穿晚禮服出席聖誕節的餐會以後，甜美地睡了一覺。翌日起，我每天都過得愉快自在，也不覺得暈船。

輪船快到夏威夷，日光愈來愈強烈，我便在甲板上做日光浴。之後的十二年來，我養成做日光浴的習慣，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我宛如從暗黑的洞穴裡出來，才發現了太陽似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太陽握手。可能是我長時間以來暗自抹殺了對太陽的好感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