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舊慣的纏足、辮子，不需要放在「政治不正確」有色眼鏡底下觀察，更不想從「政治正確」為殖民主義政策辯護，本章只是以身體技術為討論基礎，藉此探詢視覺主義、臺灣話語書寫，私密日記、紀錄前人所透露的時代記憶，如此或許可以釐清臺灣人成為日本人過程，最核心的知識／權力／身體三者交會空間。
 
纏足、辮子，如果被視為一種清代臺灣人的象徵資本，那麼累積這種資本有助於象徵權力取得。女性纏足小腳不僅是在婚禮過門時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纏足女子結婚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辮子與清代赴臺灣就任官員一致，有著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徵。日本殖民者急於改變臺灣人的身體，除了健康、衛生、經濟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種象徵性的鬥爭，從而使得統治者自己的身體慣習乃至生活風格與品味，都成為被支配階級的模仿對象？布赫迪厄認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過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經過象徵暴力與象徵的衝突，包括強制一套社會的合法定義，以穩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及透過特殊用字以貶低被支配階層的文化等，相當於一種知識、文化的權力關係。
 
一般人可能都以為身體是自然界的產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長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實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女性可能因纏足很嫁入豪門，而男性也可能纏辮子而走入官場。這種馴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釋權力與身體的微妙關係（Foucault 1975：138）。權力對身體的細緻控制與馴服幾乎無所不在，戰後戒嚴時代的「髮禁」曾是臺灣中小學生共同的時代烙痕。解嚴後臺灣人的身體看似解放，卻逐漸資本主義化。五花八門的醫療美容，更是將身體視為利潤禁臠與權力處置的對象。有時似乎很難理解這些整型手術，在鋒利手術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眾為什麼仍趨之若鶩，願意付出鉅額費用並交出自己的身體，甚至不乏事後向媒體哭訴整型失敗的案例？同樣的，解纏運動批評最有力的理由莫過於纏足過程的殘酷，伴隨幾乎是慘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時過境遷，我們也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慣習，為何母親非得藉著身體技術來改變小女兒的腳踝不可？可能就像時下流行新名詞「事業線」，當年纏小腳女性嫁入豪門也是一種主流信念吧。他們付出身體的痛苦，甚至不惜代價只為了獲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