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思想世界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金庸武俠小說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旋風，席捲全球華人圈。1 金庸從1955年開始書寫《書劍恩仇錄》，直到1972年《鹿鼎記》完成之後封筆，歷時十八載，成書十四部，撰成對聯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在破碎的時空裏，金庸武俠小說以虛擬的形式，回歸傳統，成為漂散於各地的華人的心靈慰藉，形成了一個以傳統價值為核心的文化共同體。
 
然而，一次文壇排座次的評選卻引發所謂的雅俗文學之爭。一切始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的評選，主編王一川將九位小說家排座次，金庸排名第四，在魯迅(周樹人，豫才，1881－1936)、沈從文(1902－1988)、巴金(李堯棠，芾甘，1904－2005)之後，而卻在老舍(舒慶春，1899－1966)、郁達夫(1896－1945)、王蒙、張愛玲(1920－1995)、賈平凹之前。2 所謂的「嚴肅文學」與「俗文學」分壘的「傳統」，3 亦不外是一場滑稽的鬧劇。文學史上有多少「經典」不是來自民間的通俗作品？從《詩經》、樂府、元明戲曲以至於明清小說，莫非如此，而這些作品不亦一一進入文學史的殿堂而成為「經典」？無論如何，此次評選的排座次亦足以反映金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衝擊傳統文學觀念的動能及實力，而其所引發的論爭，亦正是金庸武俠小說之成就尚未完全為世人或學界所理解之所在。以下將分別論述金庸在武俠小說的境界與語言上的傳承與創拓，下及其中蘊含的政治批判與文化想像，以還其在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
 
二、武俠新境界
 
1. 俠的現代闡釋
 
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風靡天下，實乃其在武俠境界上有所突破所致。有論者指出清末以來武俠小說的桎梏在於「理性化傾向」：
 
清代是武俠小說鼎盛期，理性化傾向更為嚴重。《三俠五義》、《施公案》中，俠客變成皇家鷹犬，立功名取代了超逸人格追求，武俠小說甚至蛻變為公案小說。歷史經驗證明，古典武俠小說循着偏重社會理性一途走到了盡頭。4
 
即是說，在清廷的高壓下，俠客難以有所作為，甚至淪為官府的鷹犬，武俠小說的發展備受壓抑，也是現實的反映。故此，民國初年的武俠偏向於情而非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