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段關係讓你享受多年的幸福，卻在關係結束時，或摯愛之人過世後，令人痛不欲生？當我們失去摯愛之人時，大腦讓我們感到巨大的痛苦，大腦為什麼會被如此建造？我們感受那種痛苦的能力，有可能是神經構造的設計瑕疵嗎？
 
過去十年，我和妻子的研究顯示，這種反應絕非偶然，而且對我們的生存具有深遠的重要性。我們的大腦演化到後來，對於危及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的威脅，其感受就像遭受生理痛苦一樣。藉由啟動感受生理痛苦的大腦神經迴路，社會痛苦（social pain）的體驗促使我們將幼童帶在父母身邊，確保他們的生存。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之間的神經連結，也確定了人類需要維持社會聯繫的終身需求，如同食物與保暖不可或缺。
 
既然大腦對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一視同仁，那麼，整個社會對待社會痛苦的方法是否應該與現在不同嗎？因為我們可不會指望哪個斷腿的人「熬過去就好了」。但是，說到社交失落帶來的痛苦，這卻是常見的反應。從我和其他夥伴用fMRI做的研究顯示，我們對社會痛苦的感受與對自己的認識並不一致。我們本能地認為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是迥異的感受，但大腦對待兩者的方式卻顯示兩者的相似性超乎我們想像。
 
本書將著重在大腦的三個主要適應（adaptation），這三個適應引導我們與人際社會更緊密連結，也更能利用社會連結建立更團結的團體和組織。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重疊的神經部分就是第一個適應，這一點確保我們終生都會受社會連結（connection）的本能動機所驅動。
 
▲一群人的笑聲，扭轉了總統大選的結果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和他的競爭對手前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舉辦了第二場總統選戰全國電視轉播辯論。雷根總統依然頗受歡迎，但他的支持度卻因為選民對他的年齡有疑慮，而有下滑趨勢。雷根總統在三個星期前的第一場辯論會中，表現欠佳，引發外界對他心智健康的質疑。如果當選連任，雷根將成為美國史上年紀最大的在任總統（辯論當時，他七十三歲）。然而，雷根在最後這場辯論的表現，經常被認為是該次選舉的轉捩點，得以鞏固雷根的支持度，並造就史上最大一次的壓倒性勝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