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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白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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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8佔領立法院：看見希望世代
318佔領立法院：看見希望世代
讀者評分
1.0
|
2014/06/14

《318佔領立法院》一書從服貿爭議的始末開始談起，接著以「無名者」參與的故事與見聞作切入，用每一位無名行動者的故事文字交織出這場運動所實際發生的事情。並談論科技與傳播工具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運動中的民主參與過程和設計與文化的參與。有別於從318運動中議場內權力核心者的觀點來詮釋，《318佔領立法院》一書所探討的問題更深入也更貼近多數行動者的經驗。


而針對書中「2014年反服貿抗爭中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的―歷史社會學視角的初步分析」這篇由台大社會所博士生林傳凱先生(以下簡稱作者)所撰寫的文章，筆者認為有特別提出來討論之必要：

323行政院行動


文中一開始作者便說明目的是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為反服貿抗爭提供初步的觀察與分析。全文先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的歷史脈絡開始談起，講述過去的運動經驗影響到318運動幹部間的權力關係以及323政院行動的發生經過。

針對反服貿抗爭的權力模式，作者將現場的空間分成三個層級：

（一）議場
（二）社科院後勤中心
（三）戶外廣場(青島東路、濟南路、中山南路）

這樣的區分方式將產生過於武斷地劃分群體的疑問，忽略了團體內的異質性、成員的游離性與重疊性。社科院後勤中心除了有從議場中往來的成員以外，許多的成員是來自於戶外廣場對於運動現狀與發展不滿的群體，而這些不滿主要是來自於戶外廣場上的運動嘉年華化以及馬政府以拖待變的態度，因而有了應該要將行動進一步升高的心理準備而逐漸聚集。這些成員大多數也經歷過野草莓運動，也知道馬政府持續冷處理的結果將使得318運動步上野草莓的後塵，終將一事無成。

此外，在策畫行動上的描述過於簡化，事實上光是「社科院」的人數與能力是不可能獨立完成政院的行動，選擇性忽略了其他一起發起行動的團體，而把主要的責任歸咎在社科院一派少數人的「密謀」上，這顯然並非事情的全貌。


再來談論到323行動者是否是有「自我工具化」的傾向？作者在訪談史料上的挑選偏誤(Bias)容易引導讀者對事實產生嚴重錯誤的認知:

H對我說：「這次動員中，我竟然毫不懷疑相信指揮者說的話，不問要幹什麼、也不問是誰下的指令，我就去做了。」

D說：「我發現自己前幾天很奇怪，好像對於指令有什麼疑惑，我完全不問，也避免去細想，好像深怕自己多慮，就會破壞了運動的大局。」

F說：「這次有一種奇怪的分工，好像議場裡決策圈的人是頭腦，然後我們是手、腳、其他器官。我們不需要思考，我自己也拒絕思考，就是照他們的指示，說東就東，說西就西。」

可以從上述三段訪談的引述可以看到，作者將323行動者描述成具有缺乏獨立思考及不去過問行動目的與緣由的特性：

甚至更敏感的自省者，開始意識到已與Arendt討論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納粹政體中公務員的狀態，只遵循指令，屏除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問指令的根於與善惡，單純服從與執行。

如果我們依循著這裡的說法，把當日前往並且遭到警方鎮壓的人都認定為是「被操弄者」，其實就已經完全忽略了許多群眾的主體意識。這樣的說法把許多明知道後果但是仍勇往直前的「行動者」形容成了盲從、只會服從命令的「小螺絲釘」，這是對於運動群眾最大的誤解。的確不可否認，323的行動中可能存在不清楚行動緣由的行動者，但是也存在許多清楚當天行動緣由與後果的行動者，經過溝通與自我檢視而認同參與行動。部分行動者甚至在稍晚的北平東路驅離過程中經歷血腥鎮壓，肉體遭受警棍、盾牌無情地敲擊。

不只第一波的行動者間存在著異質性，在不同時間點抵達政院現場的行動者間對行動的認識與目標也有差異(例如是否要進入建築物)。作者顯然在訪談史料上遺漏了很多其他不同行動者的參與經驗，若此為訪談者無意之遺漏，筆者特在此提醒，切莫扁平化行動者的主體意識。


賤民解放區

賤民解放區，則是在「三二四」後才出現的新形式。其形成，是由在「佔領行政院」一晚中，當主事者將大部分工作人員於晚上九點半到十點半出頭撤離現場、而十二點五分北平路開始鎮壓後，還留在場上的人群所組成。」

這段的描述跟筆者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323當日訊息傳達不易造成指揮系統的混亂，導致一部分社科院人士在中途因故撤離現場，但仍有一部分的人是留在現場的。根據了解，上一段提到的一位主要參與者最後是在北平東路經歷警方的武力鎮壓，並在現場待到凌晨四點才離開。


在警方開始鎮壓後，還留在行政院的人與後來組成賤民解放區的人數並不相符，說賤民解放區是由鎮壓後還留在場上的人群所組成，這樣的描述也不夠精確。在筆者的認知中，「賤民解放區」是在323政院行動之後的幾個晚上出現在濟南路與中山南路一側的論壇，當時還是一個鬆散游離的無組織。根據筆者實際參與幾個晚上的經驗來看，每晚的參與者不是固定的，且主要由長期投入工會運動的團體在主導討論的議題，同時他們也開放參與者提出議題，但他們有時候也不一定會在現場，而是由聚集起來的群眾自發性的開啟討論。根據觀察，參與討論者的背景不乏來自獨立音樂界、藝文界、中小企業主、上班族與學生。而曾經參與323政院行動的部分社科院人士後續也有參與賤民解放區的討論，但是作者卻忽視了這中間成員的異質性與重疊性。


結語

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對於釐清323政院行動當日的過程能有所補遺。由於當時大部分的第一線主事者正面臨後續司法追訴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針對錯誤的資訊作出立即的澄清與更正，導致後來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甚囂塵上，直到現在仍然缺乏對政院行動的緣由與過程有完整的描述。近日，耳聞有團體已開始進行323政院行動的口述歷史訪談，筆者對此感到期待但也不禁開始憂心若訪談過程在缺乏不同觀點及監督下，是否能真實的呈現323政院行動的全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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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
讀者評分
1.0
|
2014/05/29

《318佔領立法院》一書從服貿爭議的始末開始談起，接著以「無名者」參與的故事與見聞作切入，用每一位無名行動者的故事文字交織出這場運動所實際發生的事情。並談論科技與傳播工具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運動中的民主參與過程和設計與文化的參與。有別於從318運動中議場內權力核心者的觀點來詮釋，《318佔領立法院》一書所探討的問題更深入也更貼近多數行動者的經驗。


而針對書中「2014年反服貿抗爭中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的―歷史社會學視角的初步分析」這篇由台大社會所博士生林傳凱先生(以下簡稱作者)所撰寫的文章，筆者認為有特別提出來討論之必要：

323行政院行動


文中一開始作者便說明目的是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為反服貿抗爭提供初步的觀察與分析。全文先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的歷史脈絡開始談起，講述過去的運動經驗影響到318運動幹部間的權力關係以及323政院行動的發生經過。

針對反服貿抗爭的權力模式，作者將現場的空間分成三個層級：

（一）議場
（二）社科院後勤中心
（三）戶外廣場(青島東路、濟南路、中山南路）

這樣的區分方式將產生過於武斷地劃分群體的疑問，忽略了團體內的異質性、成員的游離性與重疊性。社科院後勤中心除了有從議場中往來的成員以外，許多的成員是來自於戶外廣場對於運動現狀與發展不滿的群體，而這些不滿主要是來自於戶外廣場上的運動嘉年華化以及馬政府以拖待變的態度，因而有了應該要將行動進一步升高的心理準備而逐漸聚集。這些成員大多數也經歷過野草莓運動，也知道馬政府持續冷處理的結果將使得318運動步上野草莓的後塵，終將一事無成。

此外，在策畫行動上的描述過於簡化，事實上光是「社科院」的人數與能力是不可能獨立完成政院的行動，選擇性忽略了其他一起發起行動的團體，而把主要的責任歸咎在社科院一派少數人的「密謀」上，這顯然並非事情的全貌。


再來談論到323行動者是否是有「自我工具化」的傾向？作者在訪談史料上的挑選偏誤(Bias)容易引導讀者對事實產生嚴重錯誤的認知:

H對我說：「這次動員中，我竟然毫不懷疑相信指揮者說的話，不問要幹什麼、也不問是誰下的指令，我就去做了。」

D說：「我發現自己前幾天很奇怪，好像對於指令有什麼疑惑，我完全不問，也避免去細想，好像深怕自己多慮，就會破壞了運動的大局。」

F說：「這次有一種奇怪的分工，好像議場裡決策圈的人是頭腦，然後我們是手、腳、其他器官。我們不需要思考，我自己也拒絕思考，就是照他們的指示，說東就東，說西就西。」

可以從上述三段訪談的引述可以看到，作者將323行動者描述成具有缺乏獨立思考及不去過問行動目的與緣由的特性：

甚至更敏感的自省者，開始意識到已與Arendt討論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納粹政體中公務員的狀態，只遵循指令，屏除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問指令的根於與善惡，單純服從與執行。

如果我們依循著這裡的說法，把當日前往並且遭到警方鎮壓的人都認定為是「被操弄者」，其實就已經完全忽略了許多群眾的主體意識。這樣的說法把許多明知道後果但是仍勇往直前的「行動者」形容成了盲從、只會服從命令的「小螺絲釘」，這是對於運動群眾最大的誤解。的確不可否認，323的行動中可能存在不清楚行動緣由的行動者，但是也存在許多清楚當天行動緣由與後果的行動者，經過溝通與自我檢視而認同參與行動。部分行動者甚至在稍晚的北平東路驅離過程中經歷血腥鎮壓，肉體遭受警棍、盾牌無情地敲擊。

不只第一波的行動者間存在著異質性，在不同時間點抵達政院現場的行動者間對行動的認識與目標也有差異(例如是否要進入建築物)。作者顯然在訪談史料上遺漏了很多其他不同行動者的參與經驗，若此為訪談者無意之遺漏，筆者特在此提醒，切莫扁平化行動者的主體意識。


賤民解放區

賤民解放區，則是在「三二四」後才出現的新形式。其形成，是由在「佔領行政院」一晚中，當主事者將大部分工作人員於晚上九點半到十點半出頭撤離現場、而十二點五分北平路開始鎮壓後，還留在場上的人群所組成。」

這段的描述跟筆者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323當日訊息傳達不易造成指揮系統的混亂，導致一部分社科院人士在中途因故撤離現場，但仍有一部分的人是留在現場的。根據了解，上一段提到的一位主要參與者最後是在北平東路經歷警方的武力鎮壓，並在現場待到凌晨四點才離開。


在警方開始鎮壓後，還留在行政院的人與後來組成賤民解放區的人數並不相符，說賤民解放區是由鎮壓後還留在場上的人群所組成，這樣的描述也不夠精確。在筆者的認知中，「賤民解放區」是在323政院行動之後的幾個晚上出現在濟南路與中山南路一側的論壇，當時還是一個鬆散游離的無組織。根據筆者實際參與幾個晚上的經驗來看，每晚的參與者不是固定的，且主要由長期投入工會運動的團體在主導討論的議題，同時他們也開放參與者提出議題，但他們有時候也不一定會在現場，而是由聚集起來的群眾自發性的開啟討論。根據觀察，參與討論者的背景不乏來自獨立音樂界、藝文界、中小企業主、上班族與學生。而曾經參與323政院行動的部分社科院人士後續也有參與賤民解放區的討論，但是作者卻忽視了這中間成員的異質性與重疊性。


結語

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對於釐清323政院行動當日的過程能有所補遺。由於當時大部分的第一線主事者正面臨後續司法追訴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針對錯誤的資訊作出立即的澄清與更正，導致後來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甚囂塵上，直到現在仍然缺乏對政院行動的緣由與過程有完整的描述。近日，耳聞有團體已開始進行323政院行動的口述歷史訪談，筆者對此感到期待但也不禁開始憂心若訪談過程在缺乏不同觀點及監督下，是否能真實的呈現323政院行動的全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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