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
圖版目次

前言 臺灣社會科學的伏流

第一章 從汐止到東京：家庭背景與成長經驗（1906-1928）
陳德星堂中的陳紹馨
汐止陳家的發展
陳定國的政治與經濟事業
宗族的思索
乙未世代的1920
新生學會

第二章 社會的探求：東北帝國大學時期（1929-1936）
東北帝國大學學風
日本社會學史中的新明正道
東北帝大時期的學術活動
德國社會思想研究
作為社會學前史的市民社會思想
歷史化現代性：東北帝大時期的學思遺緒
返臺

第三章 從臺灣而生：殖民末期的學思（1937-1945）
殖民末期的臺灣文化社群
《民俗臺灣》與民俗學思想
《陳夫人》與臺灣文學場域的爭鬥
語言與家族生活：俚諺研究
從民俗學到俗民社會：殖民末期學思的遺緒

第四章 繼往開來：從帝大到臺大（1945-1951）
最好的時光
從奴化論爭到二二八
臺灣文化協進會與《臺灣文化》
死亡現象的社會學
人類學傳承與瑞岩調查團
新學術體制的確立

第五章 到經驗主義之路：與美國社會科學的交會（1952-1958）
美國之行與學術轉向
美國連結與社會調查的開展
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
生育調查與世界人口問題
到經驗主義之路

第六章 〈實驗室〉臺灣（1959-1966）
學術生涯的開展
美國「中國社會」人類學的開展
臺大社會學系成立
省通志稿與臺灣史社群
〈實驗室〉臺灣
離世
結語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對陳紹馨的遺忘與再發現
陳紹馨學思的當代意義

後記
附錄一：陳紹馨簡譜
附錄二：陳紹馨著作
附錄三：陳紹馨紀念及評述文獻目錄
附錄四：訪談一覽（含面訪、電訪及電郵通信）
圖版出處
徵引書目
索引


 

前言

臺灣社會科學的伏流（摘錄）

　　陳紹馨（1906-1966）在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是臺灣史、民俗學與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人文地理學以及哲學等的臺灣人先驅，曾參與創辦第一份臺灣人廣泛參與的文化雜誌《民俗臺灣》、帶領臺灣戰後第一個原住民研究的田野調查團，很早關注到荷治時期臺灣歷史以及進行嚴謹的城鄉社會調查，最早進行死因分析以及社會階層化與都市化的研究，也是戰後漢人社會研究最早期的推動者。就臺灣哲學的系譜而言，他與洪耀勳（1903-1986）、廖文奎（1905-1952）等人均為臺灣最早從事西方思想研究的學人；與戴炎輝（1908-1992）、楊雲萍（1906-2000）與黃得時（1909-1999）等人也是最早從事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的世代。戰後他與李濟（1896-1979）、董作賓（1895-1963）等人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並與龍冠海（1906-1983）等人創辦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兩系創辦過程中，他是唯一的本省籍學者，在外省籍學者主導臺灣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時代獨樹一幟。陳紹馨在世時學術能力也廣受國外學者讚譽：1930年代於東北帝國大學求學以及擔任助手的時期，受到老師，也就是曾任日本社會學會會長的新明正道（1898-1984）極大的讚譽，認為他如果繼續留在日本，應當可以在戰後成為重要大學中獨當一面的學者。戰後在政治與文化體制徹底轉換下，他很快轉換以流暢的中文與英文寫作，並得到美國學術與開發機構的信任而緊密合作，接上美國社會科學界正在開展的學術典範。他在1950至1960年代對臺灣社會變遷與人口的研究得到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者傅瑞德（Morton Fried, 1923-1986）、英國人類學者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以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學者陶柏（Irene B. Taeuber, 1906-1974）等重量級學者的稱許，而被認為是臺灣最具代表性以及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學者之一。隨著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本土意識抬頭，作為第一位臺灣人社會學博士，陳紹馨的名字不斷出現在各類回顧臺灣歷史重要人物的書寫。當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也在前縣長尤清任內於陳紹馨母校汐止國小為他樹立銅像，以表彰其歷史地位。

　　然而另一方面，陳紹馨在臺灣社會科學界的實質地位經歷非常複雜的變化。如同黃應貴所指出，陳紹馨從未成為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主流，而是影響綿長而深遠的伏流。陳紹馨的研究雖然在他在世時引起國外學者注意，卻沒有在臺灣引起同等關注，更從未有機會真正領導系統性的學術運動。甚至到今天，他的形象仍停留在本土研究的提倡者，而非臺灣現代社會科學的創建者。他從過世到1980年代為止幾乎被臺灣學界徹底遺忘，之所以能維持伏流的地位主要來自生涯最後的著名短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以下稱〈實驗室〉）；由於其出版正值臺灣史與人類學社群展開在地社會研究的時刻，為當時仍受冷落的臺灣研究提供正當性，因而在關心臺灣文史的師生間緩慢流傳。該文最早的迴響出現在人類學界：1965年臺灣人類學界開始進行漢人社區的研究，陳紹馨同時期的人類學者凌純聲（1901-1978）、衛惠林（1904-1992）與學生輩的李亦園（1931-2017）都認為這篇短文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後輩人類學者陳其南也認為這篇文章在臺灣漢人社會研究中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承接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研究傳統，甚至謙稱自身研究只是他的註腳。開拓臺灣歷史地理學的學者施添福則認為陳紹馨開啟戰後漢人聚落發展的研究，黃應貴在前述文章則是從學科知識累積的角度，討論他對臺灣人類學界被低估的貢獻。

　　另一方面，陳紹馨所屬的社會學界則在他過世二十多年間近乎完全遺忘這位先驅者。直到1990年代隨著臺灣研究的主體性議題開始引起熱烈討論，透過徐正光與謝國雄等學者重新詮釋才開始取得關注。陳紹馨先驅者的角色在1990年代陸續得到更多社會學次領域的承認：葉秀珍與陳寬政將陳紹馨視為臺灣社會學研究的鼻祖，認為他引領臺灣人口學的快速發展。2005年臺灣社會學界回顧戰後社會學知識發展，陳紹馨在社會階層以及建構臺灣本土社會理論的先驅角色也重新受到注意。2006年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舉辦陳紹馨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就人口學、歷史社會學、社區研究以及學術公共參與等幾個面向進行廣泛的討論。另一方面，〈實驗室〉一文也形成思考臺灣知識發展的架構：中國上古史學者杜正勝即認為陳紹馨的思考架構提供他回顧中國史在戰後臺灣的發展的思考基礎。根據統計，陳紹馨逝世十三年後所出版的《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是臺灣社會學界引用最多的單一作品，至2020年止共計被期刊論文引用159次、博士論文67次、專書引用77次以及專書論文引用40次。這對很少引用國內同行著作的臺灣社會學學者而言是相當特殊的案例，顯示出他的獨特地位。

　　令人驚訝的是，儘管陳紹馨作為本土研究先驅的角色廣獲承認，但臺灣學界的理解大抵上也只停留在此，對他實質學術工作的認知仍相當模糊。除了中生勝美對他在政權轉換過程中更遑論傳記。除了臺灣研究在陳紹馨逝世時仍受到的漠視外，陳紹馨本人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日記、書信集，也沒有機會編纂自己橫跨不同時期的研究即逝世也是重要原因。慶幸的是，隨著近年臺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相關文獻與討論大量增加，降低重探陳紹馨思想與學術生命的難度，也提供本書重要基礎。臺灣哲學社群近幾年發起「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計畫，挖掘出陳紹馨1932至1936年間在東北帝大擔任助手期間所留下對歐洲社會理論，特別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討論，提供檢視他戰前學思的絕佳起點。陳紹馨1936年返臺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以日文進行的知識活動，包括1941年參與發起《民俗臺灣》及新文學運動，在晚近臺灣文學研究的蓬勃發展下也有了更多的資訊。而陳紹馨於1945年政權交替期間學思的轉折，在中生勝美的研究中獲得更清楚的圖像，加上臺灣社會學界數處境的回顧外，至今仍缺少針對陳紹馨學術生命的完整討論，位典藏的推動，特別是對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之外的作品彙整，提供接近其學思的重要管道。許多曾與陳紹馨交遊的師生、友人的回憶錄、口述歷史與日記相繼出版甚至數位化，豐富了對陳紹馨生平的理解。因此，雖然目前筆者尚未發現陳紹馨的手稿、書信與日記，數量龐大的藏書也在過世後四散，透過檢視陳紹馨發表的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研究報告、報紙投書、通訊短文、書評以及文藝評論，仍然提供一定程度掌握陳紹馨完整學術生命的線索。

　　一旦將視角從〈實驗室〉一文延伸到整體學術生涯，便可見一幅更為深厚的陳紹馨圖像：他不僅是本土研究先驅，更是從臺灣而生的古典社會學之子。如同西方古典社會學起源自對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現代性開展過程中社會鉅變的反思，陳紹馨被後世所遺忘的學術關懷也正是社會現代性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在臺灣開展的過程。現代性是個多元、歧異而不斷變化的概念，而社會現代性具體內涵包括社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成員離開傳統社群而日益個體化、產生具有一定自主性、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市場、協會等各式有機人群結合，以及思想文化上產生對既有傳統秩序有意識地挑戰與超越。傳統上，對現代性概念的討論高度局限在歐美的歷史脈絡，晚近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西方中心則傾向多所批判，產生更多不同歷史脈絡下的定義與論述。有趣的是，約半世紀之前辭世的陳紹馨其學術關懷，恰恰就是刻劃臺灣歷史脈絡下社會現代性開展的具體樣態。他主張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出現功能分化的整體變遷之下，產生包括死亡率及出生率的顯著降低與死因的轉變、血緣與地緣組織的弱化及自願性組織興起、天命觀念衰退與科學觀念的昂揚、新學藝的出現與普及、經濟生活更進一步捲入全球性的景氣循環、反抗運動轉向社會文化等諸多面向的動態變化。對陳紹馨而言，臺灣社會現代性的開展固然是在殖民體制由上而下的後發歷程，但這個歷程正好提供臺灣研究貢獻於更普遍的社會科學知識的獨特機會。由於古典社會學面臨黑格爾知名諺語「密諾瓦的貓頭鷹黃昏才飛」（die Eule der Minerva beginnt erst mit der einbrechenden Daemmerung ihren Flug）所顯示的限制，也就是必須到一個歷史階段結束之際方能開始意識到該階段的發展。臺灣後發的現代性以及日治時期乃至更早歷史階段所留下的詳實資料恰恰得以克服這個限制，而能更完整掌握現代性開展之初甚至之前開始的變遷歷程，對產生社會科學更普遍的知識貢獻。他看似分歧的諸多學術工作，背後正是這個來自古典社會學的視野。可惜陳紹馨未及完成這個知識計畫即過世，他對臺灣社會現代性的思考也因而遭到遺忘。這本傳記所希望呈現的除了陳紹馨的學術生命外，更包括他這個被遺忘的視野。

　　本書書寫有三個策略。首先是用較大篇幅呈現陳紹馨著作的具體內容。原因在於陳紹馨的知名度雖然不低，但臺灣學界對他的著作，特別是早年在日本的著作相當陌生，必須用較多篇幅描述，方能讓讀者理解他學術生命的具體進程。第二，本書主要採取傳統的歷時性書寫方式，主因在於陳紹馨的學術生涯受到外在政治以及學術體制變動非常大的影響，歷時性的架構較能呈現他學思的演化以及所面臨的體制變遷。然而，由於陳紹馨仍有不少學術活動橫跨不同時期，筆者基於主題的完整性，在歷時性的架構交雜部分跨時期的主題。

　　第三，在此借用學術史學者林格（Fritz Ringer, 1934-2006）分析韋伯以及德法學術史時所採用的「知識的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 of knowledge）途徑。林格借助於包括韋伯、布迪厄以及曼海姆等社會學者的概念，強調知識跟思想的發展必須放在特定時空的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分析文本、理念與行動者在其中的相對位置與關係，才能正確理解個人與群體的學術發展。知識場域固然受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深刻影響，但也具一定自主的內在邏輯。知識場域中抱持不同立場的群體的爭鬥是常態，並分化成具支配性的集團與抗爭的少數集團。然而這些爭鬥往往仍然建立在場域中各種隱含的「前理論」的共通假設與世界觀。換言之，對思想的掌握除了針對文本本身的解讀外，更要放在知識場域中檢視與其他文本和作者間的關係，釐清場域中未言明的預設與模式，方能得到完整理解。

　　在陳紹馨的案例中，對知識場域的分析有一個不同於林格著作的焦點。林格所著墨的韋伯以及其他多數學術傳記傳主，若非身處單一穩定場域，就是面臨相對單純的場域變化，因此傳記的重心往往放在傳主與所屬場域的長時期互動。陳紹馨學術生涯的特色正好是不斷在多重的知識場域間移動，因而必須不斷回應不同的知識預設以及不同對話對象，甚至陳紹馨過世後對他的遺忘與再發現，也受到臺灣相關知識場域變遷的深刻影響。是以，唯有理解他所參與的多樣場域，方能掌握他看似分歧的作品背後共通的知識關懷。這個多重知識場域的現象首要原因自然是臺灣曲折的近代史，使得他在學術生涯面對來自日本、中國與美國等迥異的研究傳統與學術體制，同時在戰前與戰後各種思想禁制下找尋出路。然而除了臺灣歷史脈絡之外，在二十世紀中葉，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的巨大轉折，也是陳紹馨學術發展的重要背景。他不僅在臺灣脈絡下橫跨戰前戰後迥然不同的知識典範，就國際學術脈絡中也親身經歷多個知識場域發展重大轉換的歷史時刻；也嘗試以臺灣經驗為出發點做出回應與貢獻。換言之，他的學術生命不僅反映臺灣的學術史，也反映更深廣的社會科學知識典範變遷。因此，他在這個轉折期試圖建立臺灣研究的未竟知識計畫，提供檢視當代社會科學整體發展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