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說 國際化的時代與日本人的心靈
 
西洋近代的自我
 
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留學生的身分前往美國留學時，遭受到相當嚴重的文化衝擊。我的思維從小就比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更理性、更合邏輯，所以經常因為日本大人的不理性、不合邏輯而氣憤。日本戰敗讓我的這種傾向變得愈來愈強烈，我甚至覺得西方近代的科學思考才是唯一的正確方法。所以我原本以為自己是個西化的人，但實際來到美國之後，雙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仍讓我驚訝。
 
尤其他們盡可能試著將想法明確化為言語的態度，特別是強烈連結到自我主張的時候，總讓我覺得「真服了你們」。對日本人而言稀鬆平常的事情，似乎也有許多看在美國人眼裡覺得不可思議。而當美國人將明確的邏輯層層堆疊起來的時候，身為日本人的我卻覺得他們遺漏了最重要的事物。話雖如此，我也不認為日本比較好。我曾陷入當美國人攻擊日本人時想為日本說話，但如果日本人聚在一起說美國人壞話，我也會反過來想幫美國人辯護的兩難境地。
 
後來我逐漸發現，當兩者彼此以帶有親切、責任感、信賴等價值的言語攻擊或批判對方時，對彼此的理解程度都很淺薄，因此在以這樣的價值觀責備對方之前，應該去了解兩者在心靈狀態上的基本差異。關於這點，我之後會以父性原則與母性原則的區分來釐清兩者之間的不同，譬如「親切」是源自於父性原則還是母性原則，呈現出的狀態將會大相逕庭。因此如果沒有發現這點，可能就會發生斷定對方「不親切」的狀況。
 
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的著作《意識的起源與歷史》，以具體化的表現鮮活地描述了西方近代確立的「自我」與其建立過程。我至今仍難以忘記在瑞士留學時讀到本書的感動與衝擊。本書也將極為簡略地介紹諾伊曼的理論（原文書第二十至二十六頁）（編註：本書的原文書頁碼為貼近內文下方之數字）。他的理論非常明快，並且強而有力帶給讀者體驗性的理解，我一方面為此而感動，另一方面也領悟到日本做為一個整體，尚未到達確立這類「自我」的階段，因此受到強烈的衝擊。自此之後，諾伊曼的理論就一直是我經常在心裡參照，並且必須對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