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政治學的研究目前（一九○八年）正處於非常令人不滿的狀態。
 
乍看起來，關於最佳政體的大論戰似乎已經解決，代議民主政體高奏凱歌。四十年前，把一個大現代國家的主權置於普選基礎之上——至少在歐洲——仍然可被說成是一個從未成功進行過的試驗。確實，英國憑藉一八六七年的「冒險行動」【１】，成了當時唯一一個實行民主和代議政體的歐洲大國。但今天，一個以普選為基礎的議會共和政體存在於法國，沒有遭到重大的反對或抗議。義大利享有顯然十分穩固的君主立憲制。奧地利剛宣布實行普選。就連德皇在一九○七年選舉後也自稱是一場普選運動勝利的領導者，而不是神權的繼承者。絕大多數俄國人強烈地希望有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議會，而反動的下議會發現自己被形勢不斷向那個局面推進。最信奉教皇至上主義的羅馬天主教徒要求給教皇管理教會財產的世俗權力，不再是作為理想的世界政府體系，而是作為在區區數平方英里義大利領土內為一個教會的領導人爭取行動自由的應急手段，這個教會幾乎全體成員自始至終都是各立憲國家的選民。沒有一個與十九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相關的非代議民主制的建議曾獲得認同，也未能以明確的建設性綱領的姿態出現；而今天，幾乎所有那些希望借助社會變革使現代科學工業成果分配得更公平的人，都對工人階級的選舉活動寄予希望。
 
然而，就在那些最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議民主的國家裡，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們似乎對他們的親身體驗迷惑不解，大失所望。美國在這方面進行了最持久的試驗。他們的憲法已存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儘管對憲法細節的不同解釋曾引起爭議甚至戰爭，但是憲法的原則幾乎始終沒有受到挑戰。但是，就一個英國觀察者所能判斷，沒有一個美國人對其力量在聯邦、州和市的政治中還在不斷增強的選舉「機器」感到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