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
 
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