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昖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在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