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作者亦提到了所謂自 2016 年來「第三次的人工智慧熱潮」與前兩次不同。第一波 AI 熱潮失敗於當時電腦難以運算如何複雜的程式，便於 1960 年代末消退了。第二波 AI 熱潮失敗於語音辨識和機器翻譯仍不夠好，實用價值低，而沒法成為可靠的商業模式。而第三波 AI 熱潮藉深度學習、運算速度和互聯網資料的進步，令人工智慧有用。
此外，書中在最後一章令人有啟發的是，過去教育制度偏向注重培養數理化人材，但作者認為教育在 AI 之下不再一樣了，人該投入熱愛與擅長的領域。未來的教育該走向個性化、客製化的設計，而教育體制必須考慮公平性、可持續性的問題。最後，書中反映了李開復在十多年來對人工智慧的正面態度，未知會否因為自 2023 年來的討論與風險反思，而有所改變呢？
作者 John Urry 和 Kingsley Dennis 是社會學家，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09 年。全書主張汽車時代看來如此穩定和不容改變，卻在正在倒數之中，全球變暖、石油供應減少和能源轉型、數碼化和智慧出行革命、人口爆炸和城市動態，正在塑造我們未來出行方式。書中分為七章，分別探討氣候變遷、汽車世紀、系統、技術、組織、模式、情景推測。
另外，厄里和丹尼斯指出在世界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模式正在建立中，可以參考：香港和新加坡以捷運系統和高密度式的城市發展；德國不萊梅市一直在開發『整合、乾淨、智慧和以客戶為導向』的交通系統；英國也有「The Beddington Zero Energy Development」計劃；中國東灘的生態城市計劃；馬斯達爾城 (Masdar) 的可持續生態城市計劃。
作者首先以榮格、伍迪‧艾倫、JK 羅琳、比爾‧蓋茨和史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 作為例子，說明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是深度工作者，與大多數的知識工作者行為和網路工作使用習慣不一樣。在新經濟中的贏家是高技術工作者、超級明星和資本家，而他們都需要具備非凡的學習力和既快又高水準的生產力，比如 Adam Grant 會顯示出外不在辦公室，但其實在趕工寫論文。因此深度工作具價值因為快速學習在資訊經濟之中有其必要，而且平庸與精通的分野愈來愈大，因此深度工作力愈來愈稀有而且愈來愈具價值。
其次，可是書中指出深度工作的最大挑戰便是職場之內的開放式辦公室、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三者對深度工作的破壞無可估量，而且以一直忙碌和網路連線作為圭臬的工作風氣，引致人沒有目標地忙碌於淺薄的工作，如同 Neil Postman 批評科技使其他選項隱形。而紐波特又從神經學的葛拉格專注分析、心理學的心流 (flow) 理論和哲學說明專注帶來意義，找出論點來證明深度工作有其必要。
作者 Steve Case 乃美國在線 (American Online) 的共同創辦人，時任美國政府「啟動第三波數位革命的創業美國計劃主席」，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16 年。全書主旨為第二波數位革命走到盡頭，在展望下一波數位革命的美國公私機構該合作把握時機，並從他親身經歷過第一波的高山低谷中汲取經驗和課題，並透過跨領域夥伴關係、政策推動和堅持不懈來創新。書中分為十二章，書中分別探討：什麼是第三波數位革命、找夥伴的重要性、政府角色、企業文化、美國該有的六項改革。
首先，威吉曼批判社會加速論太過粗疏，更回應 Manuel Castells 無時間之時間和 John Urry 瞬時時間，一來不同意前者假設科技對任何社會和人的影響相同，二來兩者相信科技獨立於社會存在乃支持科技決定論。作者強調雖然我們已經生活在科技無所不在的環境之中，時間壓力不是科技問題，該是社會文化問題，比如父母對育兒期望愈來愈高。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容納新科技進入並改變現時的組織、文化、生產、消費、家庭、休閒以及工作，人的選擇以及使用習慣才是關鍵。
此外，書中的論點歷久常新，人類的時間不但是心理現象或哲思的，科技改變了我們的時間觀念，可是不要忘記人有其主動權去取捨。面對新科技，重要的是不要盲從接受、不加思索適應或直接拒絕。而此書則著重的是，不要像 William Connolly 所擔心的人們嘗試透過國家與宗教基本教義派，來回應縮時社會，與其單純拒絕，不知接納其正面後果。
其次，包曼引用《共產主義宣言》中「melting the solids」那句，認為現代化熔化了固體，流動性和彈性取代了堅固性，以不同時間和速度在全球不同地區形成中，而且每個新結構都有使用限期、是個暫時狀態，世事常變，變幻永恆。而且包曼以韋伯的工具理性來分析，指出傳統的忠誠被取代，經濟擺脫了政治、倫理和文化的束縛，經濟標準成了支配人們生活一切的新秩序。而二十一世紀與二十世紀是不同方式的現代化，原因有二：對早期現化性幻想的破滅；現代化任務的去管制、私有化、個體化。
第一作者 Scott Lash 是來自瑞典的社會學教授，第二作者 John Urry 是來自英國的著名社會學教授，此書以英語出版在 1987 年出版。全書主旨討論德國、瑞典、英國、法國與美國的五大西方社會，它們陸續成為組織化資本主義社會，在二戰之後的去組織化，而不走向後工業、訊息或後現代社會。書中分為主要九章，分別探討五大主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起源、地理空間重組、服務階級的崛起、去組織化資本主義、金融和政治變遷、勞資關係與社團主義。
首先，福山回應了 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和、Alvin Toffler 的第三波和 Manuel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福山認為人類又再一次則處身於巨大轉變之中，如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書寫的「會社」取代「共同體」般轉型。在資本主義經濟與新科技下，人際關係、共同體與價值受到個人主義的考驗。
其次，福山引用 Ernest Gellner 指出公民社會是自由民主，結合 Jane Jacob 提出社區中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提供的功能，以及 Alexis de Tocqueville 提出美國民主得賴於積極結社，福山從而提出缺乏社會資本，則沒有公民社會和自由民主。雖然美國群組、會員有上個世紀末有增加之勢，福山認為美國的社會資本仍在下降中，因而他提出第一個問題在於社會資本的質量影響難以計算，第二個問題在於正向界外效應，第三個問題在於某些激進團體的負面界外效應。而且他於書中主要以犯罪率、結婚與離婚率、出生率、信任與價值、公民社會的等數據變化，來量度社會資本的消長。
誠然，我認為全書之中最有趣的地方是第八至第十四章之中，提出對秩序、價值和社會規範的理論整理，從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到社會學文獻中，說明人類自利的基因，為了集體的好而找到了秩序，像 Kevin Kelly 說的是蜂群思維。而且引用 Ronald Coase 的公司與交易費用理論，來說明等級制是有其必要的，因為有交易費用在社會中。可說此一部份幾乎將社科生會讀到的書，都集中於此，化為一整套回應時代社會問題的作品。
作者首先在導言中回應由威爾斯 (G. H. Wells) 提出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 和非「初級研究者」(primary researchers) 的研究，認為他也許並不是第一個人如此表述，但如此想法沒法得到廣泛接受，而且所欠缺的不是史料，而是從中世紀而來研究民族國家的思考方式。「如果不從全球來考慮，便無法理解人類歷史的重大變遷」，欠缺不同常規的方法和難以論述一個沒有中心的故事，屬於全球史的四大理論和方法正是本書的主題。其次，書中在第一章提出自從有了文字，宗教便萌發了宏大敍事，如人類起源的神話。又比如在公元前四世紀和公元四世紀之間，出現了廣袤地域的帝國，更以文字來為帝國寫歷史。在三到五世紀之間，大帝國相繼消失，便帶來了規模較小的統治權威和新的歷史敍事。
再者，作者在分流一章中指出，傳播主義認為史前的文化中心是現代文化的源頭，比如李約瑟堅稱中國的科學發明和技術革新從東傳播到西，經印度、中東到歐洲。也有近年用 DNA 來分析的人口遺傳學，也符合了傳播論。因此傳播論是理解人類歷史不可或缺的工具。
接下來，書中合流的一章中提出，就算各地民族有差異，也逐漸會愈來愈相似，終結在同一終點，比如現代化理論。比如農業的起源是全球史家共同想解決的難題，曾經流行 Karl Wittfogel 的「東方專制主義」，為了水利而建立中央集權，導致中東和亞洲形成的政治傳統，不同於歐洲和北美的民主意識。可是如此解釋卻不一定能解釋，農業帶來的疾苦、缺乏保障和勞動力需求。
之後，書中體系一章中指出，不同部份有共同一致的穩定性作用。當中最著名的是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作者卻認為如此的唯物主義初衷、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後來的文化轉向，已有點過時和狹隘的。最終，書中提出全球史應該「超越對過去幾個世紀的曲解，透過帝國和霸權遺留下的表面結構洞察其本質，以此來理解在全部歷史中塑造人類命運的力量，並且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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