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之旅

導讀
詹宏志
拉薩之旅

　　「去吧，去學西藏文」

　　就像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科幻小說《世界與世界的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的著名開場說的，人類從來沒有想到宇宙中有另一個更高文明的智慧生物，在一旁盯著地球上人類的發展已經數百年，終於決定無情地襲擊它占領它並奴役它。在讀任何與中國、英國關係的近代歷史時，常常讓我想到同樣的場面；我們常常以為英國遠隔重洋，必須船隊橫渡，才能與上國天朝有所接觸，卻忘了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年，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堅船利砲的英國早已在一旁（印度）虎視眈眈兩百多年了。

　　看中英印藏之間的糾纏歷史，尤其值得放在這樣對照式的時間框架裡，我們常常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景觀與體會。在地理上印度緊貼著西藏，英國人想對西藏有更大影響力的念頭從未間斷；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擔心俄國人的影響力自新疆南下，恐將危及印度，更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地暗自角力，被英國作家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稱之為「大競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說《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在「大競局」的最高峰，1904年英國軍官也是著名探險家的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37，清廷文獻譯做榮赫鵬），領印度總督寇仁（Lord Curzon）之命，帶領武裝使節團入侵西藏直達拉薩，逼迫十三世達賴喇嘛簽訂城下之盟，打開了神秘禁錮的香格里拉，西藏千年以來因為自然天險所帶來的與世隔絕從此也被迫打開。就在楊赫斯本揮軍入拉薩城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倉皇出走青海；英國人逼迫藏人簽下英藏拉薩之約，終於驚動了清廷。中國長期為西藏的宗主國，但與現代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概念不盡相容，究竟「上國」（宗主國）是不是「主國」（主權國）？當時在加爾各答舉行的中英談判，你來我往有一場精彩的較勁，今天讀來仍有經典之議的感覺，當時清廷大使唐紹儀侍郎的表現尤其值得一記。一九○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簽訂，以拉薩之約為附約，清廷保住了主權國家的地位；後來英國論史者咸以為，這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西藏，徹底視西藏為中國領土的前驅事件，在歷史上有關鍵性的轉折意義；因為經此一役，西藏永遠失去因主權模糊而隔絕獨立的地位了。清廷議約之後，懲處有過之臣，其中清廷覺得達賴輕啟邊境爭端，降旨革去達賴名號以示儆，達賴失志之餘頗有投俄之意；光緒皇帝乃淮達賴進京覲見，並對之懷柔有加。但清廷內部也到了帝國之末，光緒死後，十三世達賴喇嘛出京欲回西藏，並聯合俄使以求外援，清廷則決定派川軍入藏，直抵布達拉宮，達賴再度逃難，越邊境入印度。

　　達賴流亡到印度，英國人大喜過望，迎往大吉嶺，百般籠絡。就在達賴流亡期間，一九一二年，有一位歐洲女子試圖要訪問他，十三世達賴喇嘛風聞此一歐洲女子通曉佛學與藏密，也識得梵文，便接見了她，這是受到歷代達賴喇嘛第一位接見的西方女性。見面時，兩人暢談佛理，達賴喇嘛訝異於她的不凡，感嘆地要她：「去吧，去學西藏文。」

　　這位奇女子真的學成了幾如母語般流利的西藏文，並在多年後假扮藏人乞丐潛入藏境，更成了第一位進入拉薩的西方女性。這位奇女子，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本書作者亞歷山卓．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

　　「勝利了，惡魔消失了」

　　亞歷山卓的姓氏像英國人，但卻是一位法國人；父親是一位政治活躍者與新聞記者，母親則是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望族，家庭是相當富庶的布爾喬亞典型。如果以她從小保母環繞的成長環境看，理論上可能她更應該成為鎮日參加晚宴或舞會的高雅淑女，但她彷彿有著不安的因子，她自己說她五歲時：「我渴望穿越花園大門之外，沿著行經它的道路，一路啟程至未知之地。」而六歲開始，她又發展了一項同年齡少女罕見的興趣：比較宗教學（一位她的傳記作者認為，她極可能是注意到她自己父親的清教徒信仰與母親的天主教信仰的差異）。她自己則說她十三歲開始投入了對佛學的研究，後來更全心全意獻身於東方哲學、東方宗教與神秘主義的研究，也引發她第一次到印度的旅行（一八九一年）。

　　中間一段時期她企圖成為一位「正常的人」，亞歷山卓以她的好嗓子加入了輕歌劇團，後來又追隨父親的生涯成了記者；最後嫁給了一位富家子弟工程師菲利普．尼爾（Philip Neel），這場婚姻只維持了五天，兩人就分居了。但她與他的友誼卻維持了四十年，終其一生，菲利普始終是她非正式的經紀人和贊助者，亞歷山卓在亞洲旅行時幾乎是天天寫信給他。她有一次在一封信上說：「我相信你是世上唯一我讓我有歸屬感的人，只是我天生不是婚姻生活的材料。」

　　亞歷山卓．大衛─尼爾掙扎了一段時間，一九一一年她真正像她童年的夢想，走出「花園大門之外」來到東亞旅行，在不丹（Bhutan）奇緣似地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相見，達賴喇嘛說：「去吧，去學西藏文。」彷若天意，這個女子後來竟然以驚人的體力與毅力，穿透禁城拉薩而成為歷史傳奇。

　　亞歷山卓說她一開始並沒有特別的興趣造訪西藏，這場與達賴相見的經驗確實是開啟了嚮往之門，她自己記錄說：「我在這位僧侶君主的周圍，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僧眾王室，他們穿著耀眼的黃色絲綢、深紅色衣裳及金色錦緞，訴說著神奇的故事，談論著仙境般的國土。聆聽之際，我明智地保留了神話與誇張的空間，但直覺地感到隱藏在我面前這片濃密森林後面，在雪峰高聳入天的另一邊，確實有個與眾不同的國度。」

　　但亞歷山卓並不是第一位進入西藏的西方女性旅行家，在她之前已有戴如意（Annie Taylor, 1855-）和蘇西．李金哈（Susie Rijnhart, 1868-1908）；戴如意是安妮．泰勒的中文名字，本身是虔誠的基督教，欲往西藏傳教，她在一八九二年（即光緒十八年）自甘肅洮州啟程入西藏，歷經七個月的艱苦旅程，最後被阻於拉薩東北的那曲，不得不轉往康定，但她仍然堅持留在亞東與鍚金邊境傳教（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出版有《藏中行：一個女基督徒的日記》一種，即為戴如意女士的入藏記錄）。蘇西．李金哈則是加拿大的醫生，也是一位熱情的傳教士，她與丈夫帶著他們的新生兒赴藏欲傳基督福音，他們事實上已到距拉薩僅三百公里處，但他們在此因惡劣天氣失去了兒子，又被西藏官員發現逐他們離去，路上蘇西再度失去了丈夫，兩個月後才凍餒不堪抵達打箭鑪（康定）。

　　亞歷山卓遠比她的前驅幸運，也更有準備，她已能說和當地人無異的藏語，又熟諳佛教教義，使她能把面孔塗黑打扮成往拉薩朝聖的信徒；與她同行的是她後來多年的旅行夥伴錫金人雍殿（Yonden），長期相依為命，她最後甚至收養他為兒子（亞歷山卓自己沒有子嗣，她不是說她不是婚姻的材料？）。因為英國政府不許她入不丹，亞歷山卓只好取道中國內陸，之前她更先走訪日本、韓國，在日本她還先拜訪了入藏的前輩日本和尚河口慧海。

　　也許她一九二三年的入藏行程毋庸我再做介紹，她的書《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就是最好的記錄。這是一本動人而雄辯的書，是西方人了解西藏的重要著作，也是啟發後來許多女性探險家與登山家的經典之作，幾位七十年代以後登喜瑪拉雅山的女性登山家，不約而同都提到大衛─尼爾對她們的召喚。儘管旅行倍極艱辛，亞歷山卓．大衛─尼爾的健康保持得極好，她活得比丈夫、養子都久，死時高壽一百。

　　十三世達賴喇嘛促成了她進拉薩的夢想，十四世達賴喇嘛卻在一九九二年為她新版書寫序，對她不敬擅入拉薩不但沒有責怪，反而承認西藏昔日的自我隔絕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並且稱讚她的獨特與勇氣。一位西方女子，得到兩世達賴的稱許，奇緣此生可說是極盡了。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達賴喇嘛序

　　到西藏一向不容易。環繞的高山、人煙稀少的遼闊空間以及高海拔的極端天候，在在使其難以親近。此外，西藏長久以來珍愛其孤立，想要進入這個國度的外籍人士總是遭到極力勸阻。物質與精神的自足，使保守的西藏決策者忽略與外在世界發展友誼的重要性。疏離，使我們日後付出極大的代價。

　　在本世紀初，穿透西藏嚴密防線的幾位外國旅行者當中，傑出的法國女士亞歷珊卓．大衛－尼爾令人刮目相看。不僅是這樣的獨立女性旅行者不尋常，也因精通梵文及佛教哲學、能以藏文與相遇者交談的歐洲人極為罕見。然而，她的獨特在於她抵達了拉薩。

　　這本敘述其經歷的書出版於六十多年前，旅程起自我的出生地安多(Amdo)附近，繼而在康區(Kham)多年，最後以參加拉薩祈願法會的高潮收束。此書最大的優點在於傳達了她所體驗的西藏真正風情，並以充滿情感的幽默筆觸加以敘述。當今的學者及歷史學家或許會挑戰她的許多觀點，但是，這並不影響此著作的真正價值。令人傷感的是，近年來，由於強加於雪域及其人民的種種改變，許多大衛－尼爾所描述的西藏已永遠流失了，這使得她的記述更彌足珍貴。

　　新版的《我的拉薩之旅》，以其探險故事及對西藏的生動描繪，必能帶給新一代讀者無限樂趣。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七日

自序

　　我在亞洲偏遠地區的旅行，包括此書提及的第五趟旅程——西藏之旅，都是某些特殊因緣所致，讀者或許會對這段簡歷感興趣。

　　我這個早熟的巴黎小女孩，從五歲開始，就像所有同年齡小孩一樣，一心一意想  走出被圈囿的狹窄天地。我渴求走出花園的大門，沿著門前街道，走向未知。但是，說來奇怪，這幼稚心靈所幻想的「未知」之地，竟然總是可以單獨孤坐、四下無人的荒僻地點。由於通往它的道路始終未對我開放，我只能在花園中或保母帶我去的地方，在樹叢或沙丘後尋求孤獨。

　　後來，我向父母要求的禮物，一律是關於旅遊的書籍、地圖，以及學校放假時到國外旅行的特權。在少女時期，我可以在鐵道附近徘徊好幾小時，被閃亮的鐵軌深深吸引，幻想它們通往的許多地方。但是，即使在這時候，我的想像並不出現城鎮、建築、歡樂的人群或壯觀的遊行；我夢想的都是荒涼的山丘、廣闊無人的大草原，以及不可通行的冰川景觀！

　　長大之後，雖然稱不上是案牘勞形的學者，但我對東方哲學及比較宗教學的熱愛，為我在比利時一所大學贏得作家及講師的職位。

　　一九一○年，當我接受法國教育部的委任，到印度及緬甸進行東方研究時，我已經在東方旅行過了。

　　當時，西藏的統治者達賴喇嘛，由於與中國的政治糾葛而逃離首都，在英屬不丹一處叫噶倫堡（Kalimpong）的喜瑪拉雅村莊避難。

　　我對西藏並非完全陌生。我曾經是法國學院（College de France）梵文暨藏文學者愛德華．弗寇（Edouard Foucaux）教授的學生，對西藏文學略有所知。我自然想見見這位西藏教皇及他的宮廷。

　　英國駐劄官告訴我這並不容易。因為到目前為止，這位流亡喇嘛一直堅拒接見外國女士。可是，我設法得到一些高層佛教人士的有力介紹信，結果反而變成達賴喇嘛想接見我的念頭比較強烈！

　　我在這位僧侶君主的周圍，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僧眾王室，他們穿著耀眼的黃色絲綢、深紅色衣裳及金色錦緞，訴說著神奇的故事，談論仙境般的國土。聆聽之際，我明智地保留了神話與誇張的空間，但直覺地感到隱藏在我面前這片濃密森林的後面，在雪峰高聳入天的另一邊，確實有個與眾不同的國度。當然，走入其中的欲望讓我的心雀躍不已！

　　一九一二年六月，我首次窺見西藏的風貌。我選擇最平常的路徑，從熱帶植物、野生蘭花及螢火蟲如煙火般環繞的錫金低地起步。隨著攀登高度的推進，景色逐漸改觀，大自然漸趨嚴峻，鳥叫聲及昆蟲的吵鬧聲沉寂了下來。高大的樹木無法與山頂稀薄的空氣抗爭。每走一哩，森林就變得更加矮小，最後成為匍匐在地的侏儒。繼續往上，來到以色彩豔麗的地衣植物、冷冽瀑布、半凍結湖泊及巨大冰川為飾的岩石大地。站在洗浦山徑(Sepo Pass)，突然看到一望無際橫貫喜馬拉雅山脈的西藏高原，沐浴在奇異的淡紫及橘紅色調中，巨大的山頂戴著奇形的雪帽。
    多麼令人難忘的景象！我終於得到了從小就夢想的平靜孤寂，我覺得像是剛結束一趟疲憊、無趣的朝聖之旅後，回到自己的家中。

　　然而，西藏獨特的自然景觀，並非唯一吸引我的原因。身為東方學學者卑微的一員，我很遺憾許多梵文原版的大乘佛教經典已經佚失。雖然這些經典多少都有漢文譯本，但又有多少藏文譯本存在呢？西藏人撰寫了哪些哲學原著及密法典籍？是否根據大乘教義而作？這些問題都如同西藏的大地一樣，屬於未知領域。因此，尋找相關書籍和古老手稿，與這個國度的學者會談，便成為我自行指定的工作。然而，事情並不僅止於此。我意外地走入西藏旅者每日的生活，我的研究引領我面對一個神奇世界，一個比在進入西藏的高山關口所見的景色更令人神往的世界；我指的是神祕的隱居者，在天寒地凍之巔的修行者，不過這部分留待他處再談。

　　不像大多數企圖進入拉薩的旅者，我從來沒有探訪這座喇嘛教聖城的強烈欲望。這話或許聽來奇怪，但事實如此。就像我說過的，我已經會見了達賴喇嘛；至於西藏文學、哲學及神祕學的研究，選擇可自由往來、學術傳統更強烈的西藏東北部，置身於當地學者及修行者之間，遠比前往首都拉薩更有效益。

　　我決定到拉薩的最大動機，是關閉西藏的荒謬禁令。這項禁令——很難想像這是可能的——禁止外國人進入幾年前曾自由出入，更久遠之前傳教士可擁有土地的區域，而且涵蓋的範圍正逐漸擴大。

　　我的西藏之旅，開始於穿越喜馬拉雅山北麓高原的短程旅途。幾年之後，我拜訪了班禪喇嘛——西方人稱之為札西喇嘛(Tashi lama)，並受到非常熱忱的接待。這位尊貴的喇嘛希望我能永久留下，或至少待上一段長時間，他答應讓我自由使用所有藏書，並提供我住處——或在尼姑奄，或在僻靜鄉間，或在日喀則城裡。可是我知道他的處境不容許他這麼做，因此沒能接受他賜予我研究東方的大好良機。

　　札西喇嘛是一位博學多聞、思想開放的證悟者。完全不了解他的人認為，他是一位落伍、迷信的僧侶，是外國人及一切與西方文明有關之事物的敵人。其實這完全錯了！可能是因為這位札什倫布寺的大喇嘛，不喜歡某些特定的國家，並怨恨奴役自己家國的英國政府。沒有人能責怪他的愛國情操，更不能批評身為佛教徒的他是個和平主義者，他不鼓勵那些支持攫取自己土地者的人士每年加徵貧民稅金，藉以組織軍隊圖利土地掠奪者。

　　西方人對殖民主義及征服較不文明之民族的必要與利益，或許有特定的看法，並有理由這麼認為。可是，眼見自己國家被奴役的亞洲人，更不可能對掠奪其財物的民族保持友善，不論掠奪的方法是外交策略或直接的暴力。

　　至於我，則打從心底唾棄和政治有關的一切，並小心避免捲入其中。

　　我寫這一段話的目的，只是希望為這位仁慈的主人說句公道話。如果他是西藏的統治者，而不是被迫逃離札什倫布寺以保全性命的人，他會很樂意為探險家、學者及各種誠實、善意的旅者開放他的國家。

　　由於我造訪日喀則，離我原先隱居的小屋約十二哩外的山腳下村莊居民，必須因為未向英國當局報告我的離去，而即刻繳付兩百盧比的高額罰款。宣判這項懲罰的英國駐劄官，根本不考慮這些人無從知道我的動向，因為我是從西藏境內的一間寺院出發的，離村莊還有三、四天路程。這些村民於是根據野人的原始心態，掠奪我的小屋以示報復。我的抱怨完全沒有用，不但沒得到公道的回應，還被限制在十四天內離境。
    這種野蠻的處置讓我想報復，但我意識到，這其實很吻合我有幸出生於其中的那個偉大城市的精神。

　　幾年之後，在康區旅行途中，我病了，於是準備前往巴塘接受教會醫院外國醫師的治療與調養。巴塘一如甘孜，都是受中國控制的重要西藏城鎮──我當時正好在那附近。由於拉薩軍隊已經收復了這兩個城鎮之間的地區，因而成為外國人的禁地。

　　駐防邊境的官員問我，是否攜帶駐打箭爐（今四川康定縣）英國領事簽署的通行證。他稱對方為「打箭爐大人」，並表示如果我有這通行證，就可以前往西藏任何地方；若是沒有，則不能讓我通行。

　　然而，我還是擺脫了刁難繼續前進，只是幾天之後就被攔截下來，官員再度提起了「打箭爐大人」——「禁地之鑰」的持有者。這時，我的病情更加惡化。我坦白向西藏官員解釋我的病情，以各種生動的細節描述嚴重的傷寒病例——西藏語言關於這方面的字彙很豐富。但是一點用也沒有。雖然這些官員對我的病情深感同情，但對「打箭爐大人」的畏懼仍遠甚於天生的善良。即使我必須放棄接受巴塘醫師治療的希望，我仍堅決不肯接受循原路而回的命令。我決定去雅安多（Jakyendo）——位於拉薩公路上的一個市鎮，在收復區之外，仍受中國控制。雅安多在草原大漠（Desert of Grass）的極東南方，那裡濃純的鮮奶及凝乳將會治癒我——如果我能活著到達那裡。此外，我覺得穿越最近納入拉薩政府統治的領土，可能是一趟相當有趣的旅程，因此下決心這麼做。那幾天的爭論，幾乎可寫成一篇古代的史詩，一半荒謬、一半悲傷。最後，當每一個人都了解，除非開槍打死我，否則無法阻止我前往雅安多之後，我終於踏上那段穿越新近圍起之禁土的旅程。我並沒有失望，這趟旅程從各方面來說都很有趣，並且成為真正美好的浪跡新紀元的起點。

　　在雅安多時，我遇見一位不幸的丹麥籍旅者，他和許多人一樣，在蒙古到拉薩商隊路線上的一個邊界城納邱喀（Chang Nachuka）被攔阻下來。被迫改變旅程之後，這位男士想盡快回到上海；他應該循著我違抗官方堅持行走的路線，但是還沒到達那裡，監視往來旅者的士兵就攔住了他，不讓他前進。這位可憐的旅者成為另一位「流浪的猶太人」，被迫再度穿過草原大漠。

　　他必須組織一支旅行隊，攜帶至少一個月份量的食物及行李，穿越武裝盜匪猖獗的荒涼地區。即使如此，他到達的地方還是中國西北的邊境，而不是他想去的東海岸──這表示還有另一趟兩個月的旅程！

　　如果他能走直達路線，不僅能避免這種無意義的漫遊，還可以乘坐轎子，不需要攜帶補給品的旅隊，旅途中每天都可找到供食宿的旅店，更可省掉一半路程。

　　這類故事對我不無影響，我決定再度拜訪這片被看守得如此嚴密的土地。我計畫前往薩爾溫江（即怒江）畔，探訪扎瓦隆（Tsawa rong）及扎隆（Tsa rong）的「熱谷」。我會從那裡前去拉薩嗎？也許，但是我更可能走相反方向，循著往魯江（Lutzekiang）或察隅的路線旅行。十八個月後，我成功地完成部分旅程。

　　我在冬末由雅安多出發，在一名僕人伴隨下，徒步而行。大多數關口都被雪封住了，為了戰勝這些困難，我們吃了不少苦頭，但我們很高興能克服實質的障礙，經由看守官員窗下通過了駐防站。不過，接近薩爾溫江時，我們被攔住了。    我自己沒有被識破，而是那裝有植物學研究儀器及必需品的行李出賣了我。這支小旅隊是由雍殿(Yongden)負責的，他是個年輕的西藏人，是我多趟旅程的忠實旅伴，也是我的養子。雖然他落後我好幾天的路程，並喬裝為商人，但他所攜帶的箱子裡的物品，顯示出他和我的關係。他被攔住了，官方派人四處搜尋我的蹤跡，我的旅程也因此結束了。

　　此時，前往拉薩的念頭才真正在我心中生根。在被遣返的哨站前方，我發誓要不計一切障礙到達拉薩，以證明一個女人的意志力有何等成就！但是，我並非只想為自己出一口氣，我更要呼籲其他人，去除圍繞在這大約是經度七十九至九十九之間的廣大地區的迂腐屏障。

　　如果我在嘗試失敗之後如此說，有些人或許會認為我只是出於懊惱。但是，我成功了，我可以平靜地揭穿今日西藏的荒謬。也許，有些閱讀過此書的讀者會記得「天堂屬於上帝」，而地球則是祂賜予人類的財產，因此，任何誠實的旅者都有權利隨心所欲走在屬於他的地球上。

　　在本文結束之前，我希望告訴許多英國朋友，我對他們政府的批評，並非出於我對英國整個國家的惡感。相反地，自從早年在肯特（Kent）郡海岸度過許多學校假期起，我就一直很喜歡與英國人為伴，也欣賞他們的生活方式。長住於東方更增加了這種感覺，並添加了一份真誠的感謝，在許多家庭中，英國女士的親切使我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溫馨。在他們的國家中，如同我自己的祖國及其他國家，政府的政策並非永遠代表該國心靈最美好的一面。我想，大不列顛及大英國協自治領的公民，和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樣，並不熟悉政府機構有關遙遠的殖民地或保護國的迂迴程序及行動，因此也無須憤慨並非針對他們的批評。

　　我所說的這些事情，甚至會使許多人震驚，尤其是基督教傳教士。為什麼一個自稱是基督教國家的國度，會禁止聖經及傳教士進入她隨意派遣軍隊前去並銷售槍枝的土地？